熱情與理智
台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高湧泉
哥德爾(K. Gödel, 1906-1978)是上一世紀最著名的邏輯學家。他的成名作是1931年所提出的「不完備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這個定理震撼了當時很多專家,影響非常深遠。它主要的意思是在任何足夠複雜的公設系統之中,總有些敘述無所謂真偽可言,也就是說這些敘述不能用系統中的公設來證明其對錯。更大略的講,哥德爾證明了有些「真理」是無法證明的。這樣一號人物的思考能力顯然是過人一等,據說他在入美國籍時,因為得閱讀美國憲法,竟然發現了美國憲法的矛盾之處!對於常人來說,他應該就是「理智」的化身。
哥德爾在一九四○年代起就落腳於位於美國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和愛因斯坦成了好友。兩人的性格其實很不一樣,但朋友說「他們相互瞭解,彼此尊重,有溫暖密切的友誼」。哥德爾後來還受愛因斯坦影響,研究起廣義相對論,得到了相當有趣的結果。有意思的是,這一對學問夥伴卻有著南轅北轍的政治立場。愛因斯坦的一位助理史特勞斯(E. G. Straus)曾回憶道,一九五二年美國總統選舉過後,愛因斯坦對他說:「你知道,哥德爾真的完全瘋了──他的票投給了艾森豪!」
愛因斯坦是有名的和平主義者(儘管他曾上書羅斯福建議美國發展原子彈),當然不會支持軍人出身又代表保守共和黨的艾森豪,而會支持自由派的史蒂文森。從愛因斯坦的話看來,他顯然不能理解聰明的哥德爾怎麼會這麼「糊塗地」選錯邊。不過後來哥德爾對於他的選擇還相當滿意──他覺得艾森豪對於韓戰以及軍事預算的處理還不錯。
蘇格蘭哲學家休謨(D. Hume, 1711-1776)的名著《論人性》(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中有句話常為人討論:「理智(reason)是,也應該是熱情(passion)的奴隸。」他這麼說的理由之一是單單理智本身並不會導致行動, 或是意志力。既然行動一定得依賴熱情,所以都有不可避免的主觀因素,所以「先射箭,再畫靶」也可說是普遍的人性之一。我最初聽到這句警言時,覺得休謨果真犀利,的確有見地。當然,理智與熱(感)情的關係複雜,不可能讓一句話說盡一切,不過休謨的觀察大抵還是碰觸到了較深刻的東西。
所以愛因斯坦和哥德爾兩位人類智慧的象徵,會對政治下出相反的選擇,並沒有可以太令人訝異之處──他們的熱情所在當然不一樣。我曾經在國內不同場合聽到一些知識份子在感嘆台灣民眾「沒有理性」(瘋了),意思當然是這些民眾的政治判斷和他們的不一樣,其實比較「有理性」的知識份子是否就比較高明還很難講。
但是還是有些人對於理智與熱情的分際採比較謹慎的態度,一個例子是物理學家費曼。他在一九六七年越戰正酣之際,接到連署一份聲明的邀請。當時美國想藉由拉高戰爭層級來迫使北越走上談判桌,但是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美國的作為反而阻礙了談判之路,所以發表聲明表達反對自己政府的立場,連署者包括知名的馬龍白蘭度、喬姆斯基(N. Chomsky)、蘇珊宋塔(Susan Sontag)、以及費曼好友名物理學家外斯可夫(V. Weisskopf)與莫瑞森(P. Morrison)等人。
費曼給主事者回了一封信,裡頭說:「我很願意簽上我的名字,因為我完全同意它的精神,尤其是最後一段話。 〔聲明中的這段話是說,人們對於這場羞恥戰爭表示憎惡,不應被認為是反美的行為,這其實反而是支持了他們所熱愛與驕傲的美國。〕不過不幸地,我並不熟悉拉 高戰爭層級會破壞談判這種講法的證據。當然,擴大戰事並沒有達成「逼迫」河內上談判桌的企圖──但是我還沒瞭解整個狀況,所以不確定如果戰事不擴大仍真的有談判的可能。依我所見,河內從來就沒有要和談的政策──不過這不應構成我們跑去那裡又摧毀了我們宣稱要拯救的東西的理由。我對於自己的立場還不確定,所以不能簽上我的名字,我很不高興自己是這樣子。」費曼最後說他只能附上一張支票表示心意。
費曼的座右銘是「你管別人怎麼想」,一向只會自得其樂。可是無論什麼事都不願意負責任的他,居然還很謹慎地遺憾不能跟大家一起連署他也很同情的聲明,實在有些令人意外。
{本文原載於中央日報副刊 2004.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