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淪
高涌泉
愛因斯坦寫過一篇短文，向開創量子論的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致敬。文中有一段話如下：「……有各式各樣的人獻身科學，但並非每個人都僅是為了科學本身的緣故。有些人來到科學殿堂，為的是科學提供了他們展現其特殊才能的機會。對於這類人而言，科學是一種他們得意的運動，就像運動員很高興能展現他們的體能。另一類人則是希望能以腦力換取優厚的報酬而來到殿堂。這些人之所以會成為科學家，純然是因為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機運的安排而已。在另外一個環境，他們可能就會成為政治人物或生意老闆。萬一天使從天而降，把我前面所講的幾類人，從科學殿堂趕出去，恐怕殿堂就近乎要空掉了。但是仍會有少數一些虔誠禮拜者留著──有些是從前的人，有些是當今的人，我們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而這正是我們愛他的原因。」
愛因斯坦點出了「名」與「利」是多數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的主要動機。這一點對於了解人間運作道理的人來講，固然毫不希奇，而無論是如諾貝爾獎委員會或是台灣的國科會之類的機構對此當然更是清楚。但是名利之心雖有其正面價值，卻也不時會引來愚蠢的作為。去（2002）年美國物理界爆發的熊恩（J. H. Schon）醜聞就是非常誇張的例子，讓著名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丟足了臉，也讓頂尖的科學雜誌如《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物理評論通訊》（Physical Review Letter）非常尷尬的刊登撤銷十來篇已發表論文的聲明。
故事主角熊恩是德國人，出生於一九七○年。他在一九九七年從空士坦茲（Konstanz）大學拿到半導體物理博士學位後，馬上就被當時貝爾實驗室固態物理部門主任巴特羅（B. Batlogg）聘到美國當博士後研究員。熊恩在貝爾實驗室的表現非常傑出，很快就獲得永久聘任。從一九九八到二○○二年間，他共發表了近百篇的論文，其中八成的文章還列為第一作者。在二○○一年，他平均每八天就寫出一篇論文。這大量的論文不僅不是濫竽充數的文章，反而是廣被引用的一流論文。其中最出色的成果還上了《科學》與《自然》的封面。
熊恩的研究主題大致上是以奈米電子技術為中心，例如用有機分子薄膜做電子元件，或是做出單晶有機電晶體。他在有機材料上看到了一連串過去只有在其他系統才看得到的重要效應，包括超導態、分數量子霍爾效應等。這每一項成就都很出色，遙遙地領先別人，所以引來「他有一雙魔術手」的讚美。大家都很羨慕「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成功」。無怪乎位於德國斯圖加（Stuttgart）的普朗克固態研究所認真地考慮聘他為所長。
去年四月，這傳奇的科學故事開始出現破綻。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接到貝爾實驗室朋友的密報，發現熊恩在二○○一年分別發表《科學》與《自然》的兩篇論文，其中的數據有不合常理的相似之處。熊恩的辯詞是他寄錯了數據圖給《科學》，也馬上補送了一份更正給編輯。但是事情並未就此了結，因為一位康乃爾大學的教授發現同樣的數據似乎也出現在前一年另一篇發表於《科學》的文章裡。接下來，發表在其他多篇論文的可疑數據也一一浮現。貝爾實驗室的管理階層立刻感受到外來的質疑，當下就委託五位名學者組成調查委員會，詳加調查事情始末。熊恩的惡夢就此開始了。
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是史坦福大學的應用物理教授畢斯里（M. Beasley）。二○○○年物理諾貝爾獎得主克洛墨（H. Kroemer）是委員會成員之一。去年九月委員會提出了調查報告，結論是他們找到了「有份量的證據」可以證明熊恩在受檢舉的二十四個可疑之處中有十六處的確扭曲或偽造了數據。例子之一是熊恩利用數學函數來製造碳60巴克球的電阻數據。報告出爐以後，貝爾實驗室立即解聘了熊恩。
報告也對熊恩的論文合作者是否知情與所應負的責任，提出初步的意見。委員會認為熊恩之外的所有其他作者是不知情的，原則上沒有違背科學倫理之處。但是報告質疑熊恩的老闆巴特羅（他在二○○一年就從貝爾實驗室退休，到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當教授，但仍然與熊恩合作，在論文上掛名）以他傑出的資歷，居然沒有更謹慎地監督成果這麼轟動的研究，不能說沒有瑕疵。一般評論認為報告對於巴特羅太客氣了些，他絕對要負很大的責任，即便是貝爾實驗室的管理階層也有問題。
這件學術醜聞撼動了物理界。一來物理學家向來以為偽造數據只會出現在生物（化）學界，因為生物（化）的實驗較複雜，不易重複，容易留下矇混的空間。而物理實驗因為較易重複，如果偽造數據很容易被抓出來，所以甚少聽說有人敢冒大不韙這麼做。但是熊恩的文章居然沒有碰到任何一位《科學》與《自然》期刊的論文審查員與以刁難。二來貝爾實驗室有一流聲譽與令人驕傲的歷史傳統，並非三流的研究單位，裡頭的研究人員都是科學精英，沒有理由要走險路。有人說，這次事件顯示學界內的自我監督機制發揮了功能，但另有人認為如果熊恩稍微小心一點，就可以過關當起所長了。
原載台湾《中央日報》副刊200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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