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情懷

「愛國」夢碎！ （本文摘錄自李敖鉅著 《我夢碎，所以我夢醒》， 頁257-266） 陳儀少將跟過袁世凱， 他夢碎，然後夢醒。 陳儀少將轉跟孫傳芳， 他夢碎，然後夢醒。 陳儀少將轉跟蔣介石， 他夢碎，然後夢醒。

他已是上將。

身為上將，榮華富貴吧，他不肯。他「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飢荒」。服官之時，他貴為「台灣總督」，可是「總督」夫人要提著籃子到菜場買菜；罷官之時，他窮得周轉快不靈了，蔣介石救了他，把他關在牢裡，牢裡總有飯吃了。

陳儀出身浙江求是學堂，是浙江大學前身。一九〇二年留日，進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砲兵科，跟何成濬、姜登選同期。這一期學生是老資格的前輩，僅晚於蔣作賓一期，卻早於張群五期。

陳儀不但有日本士官學校的資歷，還有陸軍大學的資歷，且是中國學生留日陸大第一期的畢業生。這種顯赫的軍事條件，使他早在一九二二年就擔任了師長。

陳儀受知於士官學校晚他一期的孫傳芳，孫傳芳一九二五年任浙蘇閩皖赣五省聯軍總司令時，陳儀任軍長、浙江省省長。因為他要加入革命軍，孫傳芳扣押了他，幸經總參議蔣方震、參謀長劉宗紀等營救，得以放回上海。杜偉在「孫傳芳羈押陳儀的經過」中說：「陳儀被禁在南京聯軍總部，孫傳芳大動肝火，恨之入骨。夏超、周鳳岐之後，加上一個陳儀，在孫傳芳當時的心目中，凡是浙軍，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痛定思痛，殺機頓萌，陳之性命，有如懸絲。但孫傳芳的左右如總參議蔣方震、參謀長劉宗紀、祕書長陳誾等和陳儀都私交不惡，他們異口同聲，婉言向孫傳芳為陳緩頰，終於達到『刀下留人』的目的。劉宗紀還說：『公洽（陳儀字）不是勸過大帥和南方聯絡，沈機觀變，保全實力的嗎？為今之計，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關係做個緩衝，我們可以從容應付。』孫傳芳既釋陳儀，接著就要他回浙收撫一師部隊，陳因此脫險。他從南京到上海後，得知國民革命軍軍事進展奇速，又知第一師已被周蔭人擊潰，立即修書剖陳局勢，建議孫傳芳懸崖勒馬，與南方合作，信由弁目李錦文送交南京聯軍總部孫大帥親啓。但孫的目光，始終沒有看到進步的一面，終於喪師辱名，厥後再經龍潭一役，全軍覆沒。一九二九年九月陳去東北為宣慰使，道經天津，與孫相値，對此往事還不勝其惋惜。」

冒充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對陳儀很敬重。派他到德國考察，並聘請德國顧問。在歐洲半年，取道美國、日本返國。一九二九年四月出任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五月任軍政部常務次長。一九三四年任福建省主席。一九三七年以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一九四一年任行政院祕書長。一九四二年任行政院經濟會議祕書長。一九四三年代理陸軍大學校長。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任台灣行政長官。

陳儀在做福建省主席的時候，就以強悍而得罪奸商與地主，也得罪了特工；他做行政院祕書長的時候，又以強悍而得罪了副院長。此公敢作敢為，勇於任事，是他的大長處。他任台灣行政長官，這一長處，就更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在職一年七個月，有功於台灣者甚多，遺愛亦甚久遠。但每為國民黨和台灣人所抹殺。例如他力避台灣感染到大陸的腐化，此中苦心，就是很動人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亞洲世紀」第三期有暮雲寫的「魏道明蒞任後的台灣」，其中說陳儀「他有理想，有信仰，有堅定結實的意志，有承受任何阻力的魄力。他企圖在這個與大陸絕緣的海島上，種植自由和平欣欣向榮的花朵，六百三十萬人民在安定、自由的生活中求進步。正因為他是一個軍人，他更追求於經濟的理解，和總理民生主義的實現，將經濟重點安放在專賣、貿易、公營事業和土地政策上，為了保存台灣的元氣，為了台灣的生產，他不惜用種種方法關起海島的大門，抗拒外來的經濟浪潮，可是也正因為這樣，在實施新政策時遭遇到莫大的阻力。」

而陳儀對這種來自大陸的抗拒，甚至不只是經濟的，而是全面的。「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二期有沈雲龍遺稿「陳儀其人與二二八事變」，對這些抗拒，曾有舉例：「為了應付中央各方面來台接收問題，對他也是一大困擾。例如孔宋系統的中、中、交、農四行及中信、郵儲兩局派員來台設行及接收金融機構，陳認為台省原有台灣、第一、華南、彰化四銀行，毋庸增設，即命來台人員原機返回，並呈准由台銀發行台幣，不讓大幅貶值的法幣在台省行使，以穩定物價。又如翁文灝主持的資源委員會，派員來台接收日人所遺留的工礦事業，亦為陳所拒絕，幾經往返折衝，決定國省合營而告解決。再如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以行憲在即，黨費須自籌，電令陳將全省電影院交由黨營，陳為中執委，無理由可以反對，經過不少函電洽商，最後保留台北西寧南路國際戲院一所，作為教育處實驗劇院（今已改建），其餘悉屬諸黨營事業。另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以接收『台灣民報』後，長官公署改為『台灣新生報』，並聘派青年黨人李萬居為社長，至感不滿，乃以台灣須辦黨報為由，強令分與『台灣民報』印刷機器設備之一半，命特派員盧冠群籌備『中華日報』，陳則以該報須設在台南為條件，免在台北與『台灣新生報』發生衝突，最後雙方勉強接受，打開僵局。」從這些例證裡，可以看到陳儀的許多苦心。抗拒中的首功，自然要推他堅持「一國兩幣」，以台幣代替法幣，穩定了台灣的金融。沒有這種遠見與決斷，台灣必將重蹈大陸收復區的覆轍，最後一塊乾淨土亦不可得，又那有今天呢？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世紀評論」第一卷第十八期社論「台灣改制後怎麼辦？」中，在稱道陳儀阻止內地的豪門資本伸足到台灣的功勞以後，責備他「始終未能注意到如何盡速恢復生產事業」，其實此中困苦，局外人似難深知。陳儀本人，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以「光復後台灣種種」為題，就指出當前的困難是「人力的不足」和「物力的不足」。在「人力的不足」方面，「因為日本以往統治台灣的政策，是要使日本人永居台灣人之上，無論政治、經濟、教育等一切機會，都不讓台灣人占於與日本人同等的地位。因此，日本人的知識、技能、職位都高於台灣人，而台灣人只能被迫處於從屬地位，做些低微工作。光復以後，大批日本人遣送返日，其中除日俘約十七萬人以外，還有日僑約二十九萬人，這二十九萬人的日僑當中，多數都在台灣有相當高級的工作和地位，譬如充任警察的達七千餘人，擔任中小學教師的達一萬一千餘人。這批大量工作人員的亟須補充，一時實在感到人力的不足。現在除了邀請內地人才來台服務外，正積極訓練本省人，授以各種比較高級的知識技能，使能勝任各種職務。」在「物力的不足」方面，「日本以往在台灣的經濟政策，完全以日本為本位。在這次大戰以前，日本人統治之下的台灣乃是農業的台灣，到戰爭爆發以後，因為軍事上的需要，才來發展台灣的工業，但是無論農業或工業，日本總不讓台灣自給自足，一切都須依賴日本。譬如台灣的主要農作物米、甘蔗、茶葉及鳳梨等，都需要化學肥料，台灣每年即需硫酸錏二十五萬噸，但是台灣的肥料要從日本運來，我去年抵台時，即著手籌購二十五萬噸硫酸錏，惟至目前為止，僅得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硫酸錏二千七百噸，相差甚鉅，足證台灣物力缺乏之一斑。而本省農作物因缺施肥工作，產量自然因而減少。至於工業器材，更須自日本運來，戰後來源斷絕，物資缺乏，可以想見。」從陳儀這些深入的談話裡，可以看到隨便責備陳儀的人，實在是不了解實際的情況。

國民黨特務頭子毛森，當年是陷害陳儀的要角之一。但在近四十年後，他垂老寫「陳儀迫湯投共始末」，卻也有這些「其言也善」的尾語。毛森說：「最後我要代陳儀說句公道話，『二二八』的帳都記陳的頭上，是不公平的。日本投降時，台人確實歡迎接收人員及國軍。嗣因接收人員行為不檢，部隊軍風紀欠佳，引起台人反感，陳儀素重紀律、軍容，故堅持撤走駐台之破爛叫化兵，因陳堅拒駐軍，湯恩伯、林蔚等苦苦勸說，徐學禹也從旁力勸，湯恩伯曾抽忙去台，與陳爭得舌敝唇焦，那時大家最大顧慮，是在日軍服役及勞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須駐軍防變。陳儀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大家建議由他最心愛的李良榮軍駐防，陳說：『我信任李良榮，但不歡迎他的叫化兵。』故『二二八事變』發生，毫無維持治安力量，只靠一點要塞部隊及少數機關警衛，勉維省政，以後鎮壓部隊開到，在混亂中犧牲不少人命，指責陳儀屠殺台人，實不符事實，只能說：『陳儀愛護台人不以其道，適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屬諒能體會得到陳儀深愛台人的史實，我不多言矣。」

此外，于百溪在「陳儀治台的經濟措施」裡，也有這樣的回憶：「陳儀對我說：我們負責前往接收，總想勵精圖治，把台灣搞好，才對得起台胞。我們到台灣後的一切措施，都是為公，而不是為私，都是為絕大多數的台胞設想……談到『二二八事件』，他說：這是由於我襟懷過於坦白，太相信自己，而缺乏政治警惕性所致。我為了軍民關係處得好些，將軍風紀欠佳的原駐軍撤走，我沒想到新軍抵台後，竟演出不應該有的報復性鎭壓，眞讓人痛心。我相信許多人，包括台灣人民是會了解我的。」其實，陳儀說這番話，還是「襟懷過於坦白」了，能夠了解他的「台灣人民」，幾十年了，又有幾個呢？不懂事的「台灣人民」，還在跟著國民黨，一齊恩將仇報啊！

陳儀卸職後第二年，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邪門的是，每當他出任浙江省頭兒，他都要遭到被扣押的命運。前一次是孫傳芳扣押他，為了他「通蔣」；二十三年後，這一次是蔣介石扣押他，為了他「通匪」。鄧文蔚「陳儀之死」對這一幕有動人的描寫：「陳儀先生被關在基隆要塞內，後來轉到台北市『勵志社』（原日人海軍倶樂部『昭南閣』）。蔣介石的參謀總長林蔚（蔚文）、財政部長俞大維，以陳儀故交、舊屬的關係，曾先後去探望他。林蔚勸說先生向蔣介石認錯，寫一紙悔過書，蔣允許恢復其自由，在台灣居住。陳儀凜然色變，說：『我有何錯？我無錯可認，他不高興，可以殺我，我已年過半百，死得了，悔過書我不能寫。』林蔚說：『總得讓蔣先生下台。』先生說：『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沒有要他把我抓起來。』」「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天色方曙，陳儀在囚所被喚醒，執行死刑的命令遞到他手中。他抬頭，見來者是蔣鼎文，這位執刑官原是與先生積有舊隙的人。當年在福建，一個是省主席，一個是綏靖主任。陳儀鄙視蔣鼎文的為人，議事多不合，每加面折。蔣介石對這情況是深知的，今天他選蔣鼎文來監斬，亦可見其用心！陳儀說了聲『好吧』，便囑咐唯一隨身的廚子，為他準備湯水沐浴、更衣。先生從容不迫，攬鏡整容，打好了領帶（我看到數日後香港『工商日報』通訊專欄上登載的先生就義後遺容，那根白底黑點的領帶，是我多年所見的）。蔣鼎文命行刑軍士捧來一盤食物，美酒一瓶，先生拂袖而起，說道：『用不著，走吧！』兩個軍士上前扶持，先生將兩臂一甩，拒絕了，昂首闊步走了出去，上了一輛指定的吉普。車抵馬場町刑場，先生安詳地下了車，回頭對執刑的說：『向我頭部開槍。』便大步向前走去，口中頻頻說著：『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就這樣的，陳儀壯烈的死去，由同父異母兄弟脫下血衣，把他火化，埋葬在觀音山墓地，立碑曰「陳公退素之墓」，如今已無人掃祭，早成荒墳了。

陳儀有兩首「無題」的詩，全文是：

事業平生悲劇多，
循環歷史究如何？
癡心愛國渾忘老，
愛到癡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無方，
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
一朝罷去便飢荒。

此公一生清廉，辛苦從公，癡心愛國，最後著魔而死，真是人間悲劇。不過，如今在歷史學家筆下，蔣介石遺臭萬年，陳儀卻晚節猶香，歷史循環，倒真的為這位烈士有所偏憐。陳儀精神，真不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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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心愛國」下場如此，「愛國」要付這麼大的代價，「愛國」夢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