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情懷

為李登輝卸妝

■身為台灣人 不論藍綠黃紅黑 都應該多少瞭解的《李登輝》

    提到李登輝，人們自然會想到他一手炮製的《兩國論》、他在國際上的麻煩製造者形象及最近荒謬的賣釣言論，但李登輝如何從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公務員突然竄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並一步步爬到台灣「總統」高位，卻不是普通讀者所能知曉。
   
    本書作者徐淵濤之父徐慶鐘是台灣著名農業教授，曾任「行政院」副院長，也是一手提拔李登輝的恩師。由於家庭與李登輝的特殊關係，作者對李登輝有著深入的瞭解。在《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中，作者通過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入木三分地刻畫了李登輝發跡過程和個人過往，將一個真實的李登輝呈現在讀者面前。

    該書已由九洲圖書出版社在大陸出版，此處是本網從書中摘取的部分精彩片段。


上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輝 

· 自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偽作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漢·韓嬰《韓詩外傳》
  
    【一】
  
    台灣民眾常在公共場所、電視螢光幕或其他媒體畫面上，看到李登輝「總統」謙和親切的笑容，也看過他不時嚴肅地撇嘴沉思，更不時看到他發表談話時諄諄教誨之狀或振臂揮拳，甚至咬牙切齒的狠勁。
  
    貴為「總統」，他鮮明、強烈、豐富的言談舉止深受矚目與揣測，甚而牽動老百姓的思維，散發激情。台灣民眾不時隨他起舞，甚至為之瘋狂。
  
    十幾年來，諂諛逢迎者不時歌頌他，讚美他治國高瞻遠矚，待人情深義重，但也不停地忙著替他化粧與補粧。
  
    他的政敵反對者則不是批判他，指責他執政獨斷孤行，為人過河拆橋，不停地往他臉上潑墨……
  
    但是我們的「總統」私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人情、真性、思想、信仰等等如何？他生命史中有幾許秘密？他如何由一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突然躥起政壇，踏上青雲之路？相信民眾雖然好奇，但卻似浮光掠影，如霧裡看花，看不清「總統」之真面目，也無法透知「總統」之內心。再者李「總統」之言行與決策動輒「天威難測」，往往連其左右屬下都難體「聖上真心」，遑論其他。
  
    【二】
  
    猶記得約十七年前（一九八二年底）先母徐黃珍女士病危，曾在病榻上囑咐我與家人：「……往後你們切不要對外提及父親與李登輝先生的恩義情誼，因為李先生已對外全面否認，你們不可自取其辱，但也不要傷害李登輝先生……」（註：李登輝先生當時擔任台灣省主席）。
  
    言猶在耳，但為何我在緘默十七年後，也是我認識李登輝「總統」伉儷近半世紀之久，我卻必須忤逆母意，摒除舊情，且甘冒大不韙，撰寫《替李登輝卸粧》這本書；並以回溯往事之方式、探討歷史之態度來向台灣人民揭露李登輝的原貌？我為何挺身而出，我的心路歷程如何轉折？
  
    親愛的讀者，無涉私怨，攸關正義。各位當中在閱讀本書中得到答案。本書所提及的都是真情實事，作者別無居心，也無惡意抨擊李登輝先生與其家人之意，只是單純地藉著訴說過往，抖落真相，讓讀者能更深層、更清楚地看到李登輝「總統」的原貌。李登輝「總統」人生之路，一路走來撲朔迷離。我認為歷史真相不能被矇蔽，我們要檢驗李登輝「總統」，一起替他「卸粧」。
  
    【三】
  
    我是一位藉藉無名的卑微小民，沒有任何的事功偉業與崇高的社會地位，較之李登輝「總統」，有天壤之別。我亦不曾與李登輝「總統」長期相知共處，兩人未曾有過親密關係也無間隙宿怨。我之所以有資格與勇氣撰寫這本以李登輝「總統」為主角與對象的書，乃因李登輝「總統」與先父曾有長達數十年的親密關係，我係李「總統」故人之子。因此在本書後半段，對先父與李「總統」間的關係著墨頗多。
  
    先父徐慶鍾先生是位農業學者，出生於一九○六年，祖籍廣東，世居台北艋舺（今之萬華）。台灣光復之前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理農學部，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兼任農業試驗所研究工作。一九四一年提出《台灣農作物栽培季節之特異性之研究》論文，榮獲帝大農業博士學位，為台灣省籍人士獲此榮譽之第一人。
  
    光復之後，先父仍續任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數年，後來始轉而從政，先後擔任過台灣省農林廳長、省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內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當時院長為蔣經國先生及後來之孫運璿先生）、「總統府」資政等黨政高職，在早年之台灣政壇與社會尚有崇高聲譽。而李登輝先生光復之前原在日本京都大學農學部就學，因日本戰敗投降，遂中途輟學返臺插班就讀台灣大學農經係，先父當時正是他的授課老師。當年，李登輝先生深得先父之賞識與期許，師生情彌。從一九四六年開始交往而日益密切。因而我有幸於十歲之齡（一九五一年）便認識李登輝先生，並且自幼即有深刻印象。當然後來也與李夫人曾文惠女士熟稔。不過李登輝「總統」年齡畢竟與我有著相當差距，我打從心裡一直視李「總統」伉儷為長輩。
  
    光陰如梭，匆匆已過四十八載，台灣不論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已劇變，政治領導人亦幾番更替，人事全非。歷睹早年年輕的李登輝先生受苦、受難、受困……到後來破繭而出逐步有成，崛起政壇，青雲直上而成為「國家元首」——台灣領導人，令人感嘆，也證明瞭江山代有豪傑出，世事難料，天命莫測之道理。
  
    十數年來，我遵守母囑，也因陪侍父親，體會先父殷護李登輝「總統」之深情，對外鮮少提及李登輝「總統」，也避免褒貶，更不敢「攀龍附鳳」。但我卻一直默默地觀察李登輝先生，研究李登輝「總統」。只是無論怎麼樣也料想不到這些平日觀察研究所得及彙集之資料，竟會成為如今撰書之泉源，這豈真是造化弄人？
   
     【四】
  
    一九九九年，我拜讀了李登輝“總統”之新書《台灣的主張》洋洋十數萬字，李“總統”闡述了他的思想歷程、政治哲學，對“台灣繁榮與和平”原動力之解析，論兩岸關係，談國家問題，更提供了對台灣未來之走向、主張等等……李“總統”對台灣前途發展之主張，見仁見智，有許多討論之空間，卑微如我，不敢也不能置喙。但是書中其他有部分內情卻與我所知有大出入。李“總統”是基督教徒，他顯然是想借此書表達他對主的虔誠與信服，企圖泯除許多基督徒因他近年言行而產生對他宗教信仰之懷疑。
  
    我也是基督徒，而且我深知許多人不知道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我發現李登輝先生顯然借此書在美化自己，為自己抹上濃粧，陳述表面現象，掩飾內心真相，誤導民眾，愚弄台灣。這不該是一向自稱“誠實”，口口聲聲“有情有義”之李登輝“總統”所該做該為。
  
    我因而決定將蘊思已久，但卻一直猶豫不定之撰書計劃付諸實行。“我決定寫下這本書”！一本替政治人物卸粧的書，被卸粧的對像是——李登輝“總統”。
  
    【五】
  
    李登輝先生自一九七二年由一位名不見經傳的農復會組長（兼台灣大學教授），突破格被當時剛接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延攬入閣出任“政務委員”，令當年許多政壇人士訝異。而後仕途順遂，一路攀升，短短十幾年由“台灣市長”、“台灣省副主席”、副“總統”直到“總統”……外界許多人對李“總統”之政壇升遷歷程相當的好奇。包括海外及坊間許多報章、雜誌、書籍等，都對李登輝“總統”政壇發跡過程與背景有諸多揣測與失實報道。當然眾所週知，最後決定性的提拔者是蔣經國先生毋庸置疑，但是李登輝先生何能以一名曾因思想涉案而默默無名、位階平平之公務員，由小而大到後來受知受重於蔣經國先生，誰是他背後推轂之手？誰是拔擢助力者？誰是他真正的貴人？有人說是李煥先生（前“行政院院長”），也有人猜是蔣彥士先生（前“總統府”秘書長），有人則稱是先父徐慶鐘（李“總統”之尊翁李金龍先生曾親口向媒體說徐慶鐘是李登輝“總統”的恩師）……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先生在其大作《壯志未酬》書中，也透露他曾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總統”在登大位之後，對外公開宣稱他的老師只有蔣故“總統”經國先生與上帝，其餘皆避而不曾提及。真相如何？有何隱諱？除了極少數政壇人士及幾位早年熟悉李“總統”的舊故之外，社會大眾恐鮮少人真知其來龍去脈。
  
    忝為被點名為李登輝“總統”“恩師”徐慶鐘之後人，我似乎有責任對李登輝先生與先父之間的關係作見證、澄清，同時也依李先生處世邏輯，為曾經委屈多年的李登輝“總統”作一些澄清，也讓于一九九六年辭世之父不致含憾于九泉之下。
  
    先父徐慶鐘與李登輝之間數十年之關係到底如何？是否真係李登輝“總統”之“恩師”？在所謂白色恐怖的年代裏是否真的曾經兩次為李登輝作保？李先生在政壇發跡之後，隨著權位高升而對人際關係進行調整時，每個階段都有與時俱變的不同之觀點。先父在世的最後十年，正值李登輝先生步步高升到頂峰時期，李“總統”如何“禮遇”、“回饋”他當年之授課師長？是待之如朋友？是視之為同事？抑或尊之為“恩師”？還是有其他……
  
    再則李登輝先生是否有如坊間外傳有不可告人之身世隱諱？李登輝先生是否刻意隱瞞了早年涉及政治案件（所謂白色恐怖）不堪曝光之秘密？他與讓他滿懷感恩之曾文惠女士數十年夫妻生活中，李登輝是否曾經有過感情背叛、走私之紀錄？在許多虔誠之基督教徒眼裏心中，李登輝先生是否真的“背離了主”？
  
    另外，本書也透過李登輝“總統”早期的朋友、同事、同學、故舊、政治難友等等口中，回憶當年李“總統”交往過程，並由他們解析李登輝先生之個性、言行習慣、行事手段、思想模式、道德標準、人生觀念等。
  
    詳讀本書之後，讀者當可由所掀揭有關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在點點滴滴的小故事中去發掘、認清楚李登輝之真面目，甚而也有助於理解李登輝先生深邃複雜之內心世界。


    【六】
  
    至於本書之資料來源，主要來自四方面：
  
    （1）由先父、先母口中述及之李登輝先生。
  
    （2）由本人直接或間接與李登輝“總統”接觸之所見、所聞、所感的李登輝先生。
  
    （3）由早年與徐、李兩家素有淵源且均甚熟稔者，及李“總統”知友、故舊、同學、同事等所了解之李登輝先生。
  
    （4）我由其他管道所獲訊息。除了在本地之外，我並親赴美國、日本及委託專人遠赴大陸，訪談相關人士至少二十人以上，蒐集資料，並經縝密求證而知的李登輝先生。
  
    本書概分上下兩篇：
  
    上篇——我所知道的李登輝，是披露李“總統”鮮為人知，甚而不足為外人道之故事、軼事秘辛等，其中曲折又離奇，有悲酸、有痛楚、有背叛、有纏綿的“特殊的男女關係”。
  
    下篇——徐慶鐘和李登輝，列述兩者早期亦步亦趨之關係直到後來漸行漸遠的轉變，以回憶錄方式述說先父與李登輝先生之陳年往事，點點滴滴，將政治人物的情與義、真面與假像客觀地表述。包括在先父辭世後治喪期間，李登輝“總統”所展現的“奇言異行”與“總統府”當局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作為，以及以後發生的所謂“褒揚令不值半文錢”趣事等等，其中有溫馨，有驚奇，當然也有人情感嘆！
  
    當然為揭露過往所見、所聞、所知、卸粧之後的李登輝“總統”，也許能還其純樸本貌，更真更美；也許醜惡猙獰。美醜與真假，則有待讀者自己去觀察體會。
  
    【七】
  
    我選擇在李登輝即將卸任“中華民國總統”，又正值西元二千年“總統”大選之前，台灣政情如火如荼之敏感時刻，撰寫這本書，替李登輝“總統”“卸粧”，動機難免會遇質疑。其實，當我透露要出書之際便早有面對羞辱及抹黑之心理準備。
  
    親愛的讀者，其實內情很無奈也很單純。
  
    因為我自感有“時間的壓力”，這與李“總統”的任期無涉，卻與我的健康攸關。我是虔誠的基督徒，五年多前曾罹患重病，能倖存至今，深信是蒙主耶穌之恩典所致。茲恐來日難料，我不願讓我生命中隱藏多年有關李登輝先生的往事真相，隨著我默然消失而無法公諸於世。我慶倖李先生與夫人仍然硬朗，也慶倖尚有幾位早年即與徐、李兩家有深交並熟知內情的故舊長輩、關鍵人物，雖已垂垂老矣，但仍頭腦清楚、身體健康，他（她）們不但提供許多早年我不知道的隱事舊情，解開了不少先前我所不曾理解的謎題，糾正了我記憶中的一些錯誤，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她）們願為本書中許多章節作歷史見證。否則，本書之公信力減弱不少。
  
    然而為了維護李登輝先生及幾位相涉人士之基本尊嚴與最深隱私，許多人名及情節已有相當保留。
  
    我無法預測李登輝“總統”是否有機會或有意願閱讀《替李登輝卸粧》一書，但我可以想像當李先生獲知本書付梓出版時，臉上顯露的不屑與不悅的神情，更可能破口大罵——“馬鹿野郎！”（注：日本語，混蛋之意）。至於李先生夫人曾文惠女士，我期盼她不要錯過閱讀此書，否則會空留遺憾。因為本書中所掀揭的塵封往事，想必仍隱藏在李夫人褪色記憶裏，魂縈舊夢中。如今——“回首來時路”，雖然故人音容已依稀，但是酸楚往事卻重現，李夫人能不噓唏感嘆乎？
  
    本書撰寫過程，承蒙幼年鄰居長輩巫金聲先生，及幾位熟悉李登輝先生過往之關鍵人士、政治難友……願意接受訪談，提供了許多珍貴資料。尤其是透過李先生之政治難友沉痛之回憶，抽絲剝繭，終於逐步了解李登輝先生早年涉及政治案件之全貌，非常難得。另則不少愛護、關心我的親友們也給予我很多鼓勵與指點，本書才得以付梓發行。因為本書有若干敏感性，深恐為他（她）們帶來無謂困擾，不便一一提及。謹此表達我內心之謝忱與敬意，沒有他（她）們，學淺如我，實在不可能完成此一“不可能的任務”。
  
    當然，我更要感謝我所敬仰的名史學家、大作家李敖先生及我好友、作家兼報人羅心德先生為本書作序。


■鴉片世家
第一章 李家鴉片煙專賣小鋪

    耀眼的太陽旗下，冷清的台北三芝鄉埔頭街，惟獨一片小雜貨舖內，人聲鼎沸，生意興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日支事變”（按：大陸稱“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據時代稱“日支事變”）爆發。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李家小店是一家很引人目光的店舖，它雖然賣的貨色稱不上齊全，店面也和三芝街上的普通店舖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單是店裏販售的兩樣貨物，就足以讓三芝鄉間的婦孺瞠目結舌，眼睛為之一亮。這兩樣特別的貨品，其中一樣是豬肉，另外一樣，就是鴉片煙（按：台灣當年譯作“阿片”）。
  
    “日支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所有的民生物資在一夕之間全成了戰略物資；日本殖民政府為控制物資、開源節流，以支援前線作戰，特別實施了所謂的“經濟統制”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經由殖民政府配給供應，人民不得自由買賣。像鴉片煙這樣的毒品，尤在管制之列，不論買方和賣方，都要有政府發給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而鴉片煙的貨源，也由政府統一供應，舍此管道莫由。
  
    豬肉，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哪家的餐桌上少得了它？鴉片煙，從清政府統治時期，到日本統治時期昭和年間，吸食上癮的人誰又能熬得過癮頭，忍住鼻涕眼淚和哈欠連天，能一天不碰這種人稱“福壽膏”的萬毒之毒呢？豬肉也好，鴉片煙膏也罷，縱使是戰爭年代的奢侈品，但卻也是家家渴求的生活必需品，癮君子不可或缺之物。
  
    哪怕是花再多的銀錢，都需要買這兩樣貨品。而李家小鋪，是三芝鄉下惟一經營鴉片煙膏的專賣店，這片鴉片煙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和南北雜貨，因此，李家小鋪便成了三芝鄉間家家戶戶都得上門奉獻銀兩賴以維生的雜貨店。
  
    這爿李家小鋪的店東究係何方神聖呢？我也不再和眾看官賣關子，李家小鋪的老闆，正是當今“總統”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李家原居三芝源興居，後來才遷居到此埔頭街上（今之中山路）。但是，以李財生一介村野小民，他何德何能，竟能拿到鴉片煙的販賣許可證，成為三芝地方惟一的鴉片專賣店呢？原來，這全憑李財生的兒子李金龍的通天“本事”——靠他當刑警的特權，殖民政府特地發給李金龍的父親一張鴉片煙專賣許可（按：有關李財生、李金龍父子經營鴉片煙專賣的秘辛，是我採訪日本統治時期住在三芝的一個李登輝的老鄰居，經他親口告訴我的，我有確鑿的人證）。
  
    三芝老人透露，日據時代開鴉片煙館的，按殖民政府的規定，都得按時向政府呈報鴉片煙吸食者的名單和販賣數量的清單。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是按照這兩份單子。按月配給鴉片煙給李財生的小鋪，利潤則是依照當時的公定規矩，由販賣者賺取百分之十的利潤。李家小鋪雖然是間小舖子，三芝地方人口也有限，可是在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下，做的完全是宗穩賺不賠的買賣。
  
    於是靠著李金龍當日本武警的威勢和日本殖民政府“施捨”的鴉片煙專賣權，在台灣農村面臨破產邊緣的戰爭年代，全島經濟普遍蕭條貧困的階段，受到殖民政府的特權庇護，再本著“台灣牛”天生的那股勤勉儉省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即成為地方上的新興豪富階級。李家父子以高價販賣鴉片煙膏、聚集販賣戰時管製品豬肉貨品的鉅額銀錢，遂由藉藉無名的小佃農，逐漸積累財富成為小財主。就憑著如此積累起來的家業，把李家推上了李登輝引以自豪的“精英階層”。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談談日本佔領時代台灣的鴉片販賣制度，再來探討李登輝的家世和其他話題秘辛。
  
    台灣之有鴉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讓鴉片販賣合法化、制度化的，則是日本殖民政府。至於台灣鴉片販賣制度的源起，則要歸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著眼在台灣販賣鴉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特地于一九八五年向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了“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的意見”，主張以漸進政策將鴉片納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這項辦法有三個基本原則：
  
    一、鴉片由政府專賣，在各地設置特許藥鋪來販賣；
  
    二、由醫生診斷證明鴉片吸食者，併發給證明，特準持證者購買鴉片；
  
    三、以高稅金代禁，其稅金充作改善台灣衛生狀況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採納了後藤新平的這項建議，並於一八九六年二月開始實施所謂的“台灣鴉片令”。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鴉片，這之前當然也不懂怎麼製造鴉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灣販賣鴉片是一樁大買賣，這樁買賣是穩賺不賠的。
  
    為了要獨吞鴉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費了半年時間，派人向台灣人學習提煉鴉片煙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後，發展出一套科學提煉鴉片煙的新方法。基於獨佔的目的，日本所頒布的“台灣鴉片令”中明文規定，從這項命令頒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販鴉片。從此，被許多台灣癮君子視之如命的鴉片煙膏，其貨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壟斷了一切鴉片煙的制販權利，連鴉片的原料來源，也由日本殖民政府一手包辦，必定假手日本當局，向當時壟斷亞洲鴉片原料的德國、英國商館整批購買，最後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會社獨佔全部權利。
  
    日本人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勢必收買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仕紳階級，供其馳驅效命。因此，日本人吃肉，便留幾口湯給台灣當時的仕紳階級喝。日本殖民政府把販賣鴉片煙膏百分之十的利潤，留給大盤商和小賣商。
  
    楊碧川的《後藤新平傳》敘述日本時代的鴉片販賣政策時，如此寫道：“大盤商及小賣商成為台灣各地角頭爭奪的戰場，後藤新平也巧妙地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的御用紳士，這些人特準販賣鴉片的條件為‘對台灣統治有貢獻’，換句話說，幫助日本人‘徵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辜顯榮、陳中和以下，各地名望、角頭紛紛得到這份甜頭。”
  
    更不可忽視者，是各地的大盤商總共只有六十人，核準這六十名利益肥得冒油的大盤商的權責單位，竟然是殖民地政府的各地方政府“警察課”。這也無怪乎李金龍拼了老命當上日本刑警後，能夠進一步爭取到這令人垂涎的鴉片專賣權，並且成為三芝地方的鴉片專賣店老闆。三芝地方的癮君子只有在李家小鋪，才買得到“保命”的“福壽膏”；癮君子吸得愈多，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就賺得愈多。
  
    照日本政府頒布的“台灣鴉片令”及機關法規規定，每四十五名鴉片吸食者，就可以設一名小賣商。換言之，這四十五個癮君子，必須向殖民政府指定的小賣商購買鴉片。試想，在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是大賣商或是小賣商，就好比是一群大毒蟲，高高在上，無休止地啃食吸吮人民的膏血。（相關內容詳見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該書由台北市一橋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
  
    日本殖民政府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深恐戰敗在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六月十七日，終於停止了鴉片專賣。然而，包括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在內的鴉片煙大小賣商，則早已吸飽了人民的膏血，賺足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已經成為一名日本刑警（按：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李金龍畢業于“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見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第三十六頁）算算時間，李金龍當日本刑警的年代，當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左右，一直到台灣光復前，李金龍當了十六年左右的日本刑警。在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手上發達起來的李家小鋪，專賣鴉片也專賣了長達近六七年的時間。光復前不久，日本當局減少了鴉片煙的配給數量，李家小鋪才結束營業。斯時，李氏家族已經積累足了資本，買夠了肥沃的田產，生活自然不虞匱乏了。
  
    李家在販售鴉片煙之後，經濟情況始由小康階級晉陞為富豪階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故事，說他小學四年級時，為了想買一本《百科辭典》，還得鼓足勇氣才敢向李金龍開口索討四塊錢。隔天，李金龍冒著雨，一大早就給李登輝送來買《百科辭典》的四塊錢。據李登輝的說法，這四塊錢還是李金龍臨時向好朋友借來的。如果屬實，更印證了李家原住源興居時經濟情況尚屬窘困，直到遷居市街、販售鴉片後才大幅改善。
  
    李登輝這個童年買書的神奇故事，像煞了五六十年代台灣小學課本中，曾經描寫的蔣公幼年時代，望著溪裏逆流而上的小魚，寓意人應力爭上游的故事模式，酷似文宣部門刻意編造的官方標準版“歌德”小說題材。
  
    三芝老人親口告訴了我兩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但已足以證明李家家境在專賣鴉片之後，才成為李登輝所自稱之“精英階級”。
  
    三芝老人說，時間大概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李登輝已經考上台北高校。那年暑假的某日，李登輝帶了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騎“孔明車”（即自行車），到三芝附近的老梅地方郊遊。從三芝騎車到老梅，再四處走走玩玩，不知不覺已是中午時分。大熱天，孩子們既累又餓，見不遠處有個小攤子叫賣切仔面，李登輝招呼大家吃麵。可是，幾個餓過頭的孩子吃完面，才發覺自己身上一個銅板都沒帶，不知如何是好。李登輝是幾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很大方地告訴隨行的孩子們，沒關係，這點小錢，由我請客做東吧！
  
    說完，李登輝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付給了賣面的小販。孩子們在道謝之餘，不約而同都帶著幾分欽羨的眼光，都承認李家生活的確比一般家庭好許多。
  
    三芝老人還說，他們年輕時代，家裏多半貧窮，只求溫飽，不敢奢求其他的生活享受，所以，小朋友連看連環圖畫都沒錢。鄰居們知道李家老大李登欽（即李登輝的哥哥）經常買少年叢書，在李登欽快把叢書看完之前，便立即向他預約借閱。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要順帶一提，與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向三芝鄉民販賣鴉片煙膏、汲取人民膏血的同時，在中國的江西省所謂的“贛南”地區，在專員蔣經國的治理下，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所謂打擊“土豪劣紳”的工作。
  
    作家江南的《蔣經國傳》，把當年蔣經國掃除“土豪劣紳”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他描寫蔣經國“下令禁賭、禁煙、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徹底。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在內室打牌，以武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處了死刑。”（詳細內容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七部分“蔣青天”。該書由美國論壇報出版，香港藝文圖書公司發行。）
  
    對照蔣經國早年在江西大打“土豪劣紳”的贛南經驗，再看看李登輝聲稱自己是所謂的“社會的精英階層”，蔣經國口中的“土豪劣紳”，和李登輝嘴裏的“精英階層”，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差別？
  
    我實在不懂！如果在江西賣鴉片大煙抓到了要被槍斃；在台灣，賣鴉片的家庭卻公然昭告天下，聲稱自己家庭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自己最後甚至當上台灣“總統”。賣大煙的毒販子竟等同於“社會精英”，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標準？
  
    當年又有誰料想到，昔日專門槍殺聚賭、販毒、賣淫的“土豪劣紳”的蔣經國，異日竟會提拔家庭靠販售鴉片煙膏起家的李登輝擔任他的副手，並且帶領台灣度過強人過世之後的“民主年代”呢？更可議者，在一九三○年，許多台灣志士因抗議日本政府開放許可鴉片買賣，公然的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而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控訴，喧騰一時，令日本政府灰頭土臉。而李登輝之欽定接班人連戰先生之祖父——《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先生，竟在《台灣日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新鴉片政策謳歌論》的文章，寫下“……鴉片不僅無害，而且被稱為長壽膏有益人體……”及“……我輩今日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後勁，再接再勵，以造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不但歌頌鴉片對台灣開拓之貢獻，又說“此次再請特許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強爾，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等無恥謬論。這篇宏論，連雅堂獲五百元稿酬，但其背叛台灣民眾之行為，眾皆不恥，他所屬“櫟社”其他成員，大為憤慨，將其除名。連雅堂也被他的東家“林獻堂斥為幫閒，而匆匆攜家逃離台灣”（注：見楊碧川《後藤新平傳》）。
  
    最具諷刺的是有鴉片煙膏販賣背景之李登輝竟又提拔“新鴉片政策謳歌論”者之後嗣為副手，這究竟是造化弄人，抑或是天命註定台灣要走到這步田地呢？
  
    李登輝在王作榮家中，曾經稱蔣家父子是“摩西”，帶領一兩百萬大陸民眾渡海來臺；他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耶和華”，要來拯救台灣兩千多萬的民眾。台灣民眾是何其“有幸”，竟然要由李登輝這種“耶和華”，來帶領我們“走出悲情”。
  
    且說李家鴉片專賣店生意興隆、日進鬥金、經營最鼎盛的階段，李金龍便將這運用特權聚斂得來的金錢，供李登輝上淡水中學、台北高校，以後再出洋到日本念京都帝國大學。李登輝固然本身未參與專賣鴉片，但他卻受父祖輩鴉片專賣之庇蔭，均沾雨露，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販毒分贓、食人膏血的直接受惠者。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據李金龍事後告訴友人，日本戰敗後，上面命令包括李金龍在內的日本警察或臺籍警察，應就地等待國民政府警察機關來台灣接收。無奈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李金龍欺淩的民眾，已經準備好好“教訓”李金龍這幫子“臺姦”。李金龍自己說，他們得訊之後，連忙跑到遠地躲藏避風頭，一直苦等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住局面，李金龍才敢出來和家人團聚。
  
    李金龍當年躲群眾、仇家的那幕，看在李登輝眼裏，很自然地興起他所謂“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原始構思。但是，李登輝似乎從來不會深入思索，日據時代那些受盡李家專賣鴉片荼毒為害的眾多百姓，他們才真正深刻領會“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哩！李金龍昔日仗恃日本人的威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日後卻變成人人喊打的尋仇對象，這完全是李金龍自己早年種下的惡果，又有何“悲哀”可嘆呢？
  
    在時不我予的情況下，李金龍曾經回鄉找工作。照李登輝的說法，李金龍“自警職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議員”。讀者朋友讀了我前面這段文字，就很清楚李登輝說他父親“自警職退休”的真正原因，完全是怕遭仇家報復才倉皇離職的，哪是李登輝說的什麼“退休”。至於李金龍到農會服務這段過程，又有一段值得追究品味的內幕介紹給讀者朋友知道。
  
    話說台灣光復後，李金龍透過他在三芝故鄉的人脈，曾經在三芝鄉做過一段時間的農會理事兼總幹事。有段時期，據李金龍日後向友人自稱，那時省方財政狀況不善，農會的薪水遲遲未發。李金龍身為農會總幹事，見屬下沒薪水可領，當然深感歉疚，就想出了一個法子調頭寸。每年稻穀隨著市場供需情況，價格隨時都會有起伏。當時，正值稻穀價格上揚的時期，李金龍想，何不趁現在稻穀價格正好的時候，把省糧食局存放在農會裏的存糧（按：當時稱糧食局放在各地農會的存糧為“保留米”）拿出去變賣，等過一陣子稻穀售價下跌的時候，再從市場逢低價買進低價米來回補原先挪用的“保留米”，反正只要早早歸還，不會有人察覺的。李金龍的想法很單純，只不過是要用變賣“保留米”的錢，暗自先墊款給農會員工發薪水。
  
    李金龍固然是“立意良善”，以解發不出薪水給農會員工的燃眉之急，當時的確適時解決了問題。但是，不知是被人告發，或是恰巧糧食局人員到三芝農會視察，此事被糧食局的檢查人員當場識破，檢查人員當面詢問，保留米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李金龍不禁暗自驚訝這事怎麼會讓上面察覺，一時也想不出怎麼辯解，支支吾吾連聲說他不是貪污，而是為了墊付員工的薪水。但是，糧食局的官員可管不了這麼多，畢竟保留米短少是個事實，農會是無權挪用這批米糧的。李金龍因而遭到被撤職查辦的處分，只好先黯然離職，以示負責。但查辦歸查辦，虧空的保留米卻一斤也少不得。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李金龍只好賣了幾塊田地，賠償農會穀倉存糧的虧空。（這段內幕，是李登輝服務農復會時，一位他的老同事所透露。據他表示，李金龍這段經歷是李登輝親口說出來的，他並強調虧空保留米，完全是為墊付農會員工薪水，並未投入私人荷包。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單純，則不得而知。）這件賠款事件，導致光復後經濟情況每下愈況之李家家道急速沒落。
  
    李登輝之所以避諱多談家世，是因為他的家庭實在有太多不便為外人知悉的難言之隱啊！鴉片專賣，聚斂成富；農會變賣公米，名為支付員工薪水，實際上是否另有所圖，顯然沒人敢於捋虎須，使李金龍“東窗事發”。這些只不過是其中兩樁小事例而已。諸位讀者欲觀更多內幕，請看我下文逐一講述。


■身世之謎
第二章 李登輝身世之謎

    我有一位好友陳先生。早些年李登輝的父親李金龍老先生尚在世時（當時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他既是老先生忘年交，又是他吆三喝四的酒友。某日，李金龍邀我這位朋友連袂到木柵茶園喝茶飲酒。這家茶園係李金龍早年好友，也是木柵望族張姓友人之子所經營，三朋四友擺龍門陣。朋友去的時間李金龍早已和茶園老闆喝將起來，三瓶老黃酒下肚，李金龍的酒糟鼻益發紅亮。那天李金龍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以往幾次喝酒，我朋友陳先生幾乎沒見過李金龍喝醉過，這天，李金龍卻令人意外地酒意濃重。
  
    老先生酒喝多了，話也開始多了起來。這是李金龍幾十年不改其色的老習慣，他的朋友們早都見怪不怪。
  
    “阿輝他阿母，她居然拋家離子，跑了！乾脆死死去北京算了……”李金龍說這番話時，在場的人們都不約而同地發現，這位八旬老翁臉上流露出從未見過的憤怒表情，邊講邊罵，越罵越激動，越罵越難聽。和他一塊兒喝酒的朋友凡聽懂他的話的人，無不為之動容。這還了得，他罵的不是別人，正是當今“省主席”李登輝的母親啊！她好端端的怎麼會拋家離子，舍得隻身走他鄉呢？（按：我這位好友陳先生，早些年因服務警界的關係，和李金龍頗有私交，經常在一起喝酒，李金龍酒後講這番話時，尚有許多人在場。）
  
    多數和李金龍熟稔的台北社會名流，和總統尊翁幾次往還，老先生的直率坦白、好飲健談、風趣草莽，皆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和李金龍深人交往一段時日，就會體會這位老頑童的內心世界，其實亦存在幾多蒼涼與隱痛。
  
    前文，我已經講過李登輝祖父時代靠鴉片起家的往事。李登輝通過一群御用文人集體創作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寫道：“當時在台灣，僅有少數人能就讀警察學校，和公費師範學校畢業的老師一樣，都屬於社會的‘精英階層’。”
  
    顯然，這是經過李登輝及其御用文人刻意美化後的產物。李金龍實際上是個什麼樣的“精英階層”呢？
  
    只有小學學歷的李金龍，據說初期曾經在日據時代台北北投的“警察療養院”裏當一名做雜役的工友，增加農閒時期的家庭收入。而李登輝的生母江錦，最早則是那家“警察療養院”的洗衣婦。當然，那時李金龍還未當上日本刑警，因而也尚未擁有鴉片煙膏的販賣許可，環境並不好。
  
    因李金龍對日本人老是一副奴顏屈膝的模樣，做事也還算認真勤勉，故而很得一名日本警官栗原的信任。栗原因此推薦李金龍參加警察學校（日據時代的“警察官練習所”）考試，李金龍這才由雜役的身份，搖身變為威風凜凜、鄉里人人望而生畏的日本刑警。但日據時代真正的統治者是日本人，台灣人縱然當上刑警，不過是狐假虎威，實際上還得受日本籍警員頤指氣使的指揮節制（按：講出這段李登輝家世資訊的，是一位資深情報人員，他自稱對李登輝的背景和家世淵源有深入了解。）
  
    告訴我李家這段往事的老情報人員還說，日本警官栗原，見江錦略有姿色，某日竟萌歹念，遂予輕薄。因而產生了“李登輝是日本人所生”的說法。李金龍所言江錦離家出走的這樁事，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內情，則值得抽絲剝繭，深入推敲。
  
    一位和李登輝係三芝鄉昔日鄰居的老者親口告訴我，李金龍的學歷不高，從小學畢業後，高等科（即初中）都沒畢業。
  
    李金龍憑藉著工作上接近日警行政系統的便利以及他擔任刑警的諸多特權，從“警察課”拿到一張鴉片煙膏的專賣許可，這無異是擁有一隻金飯碗。在李金龍的想法裏，能以鴉片煙專賣許可從事聚斂，發達家業，有了這等無上特權，即便是奴顏屈膝，受點日本人的窩囊氣，又算得了什麼呢？後來，李登輝的兄長李登欽也繼承了乃父李金龍的衣缽，當上了日本警察。李登欽的服務機關是在台北市的“北署”。
  
    但是，江錦真的曾經離家出走嗎？為什麼要離家出走？李金龍究竟是酒後囈語抑或酒後吐真言，吐露了什麼內幕？
  
    我試圖在官方版的李登輝自述《台灣的主張》，乃至於《經營大台灣》書中，找尋有關李登輝生母江錦事跡的蛛絲馬跡。但是，翻遍了這兩本曾經被李登輝誇讚有加的官方欽定著作，就是找不著真正的有關江錦生卒事跡，或是身世背景的片語只字。令我疑竇叢生的是，除了李家經營鴉片專賣的醜事之外，究竟李登輝還隱瞞了些什麼事實？李登輝的母親果真如民間傳言是日本人嗎？還是李登輝的“真正”父親是日本人？
  
    據我的了解，李金龍和江錦結婚後感情並不和睦。李金龍以日本大男人主義式的“家父長制”風格，主宰李家大小一切事務，在外遇到不順遂的事情，回到家裏，各種暴力言行，無所不用其極。父母冷戰熱鬥，風狂雨急式的對抗，在兒時李登輝的內心世界，投下巨大的陰影；偏偏卻因自己年紀幼小，無力改變現實、護衛母親，內心煎熬痛苦不已。據李登輝的老鄰居描述，江錦是一位相當柔順的舊式婦女，婚後整天只忙於操持家務，性格上是屬於十分柔弱那類的傳統婦女；而李金龍受日本教育，一切思考以男人為中心，女人在其心目中不過是附屬品，稍有不順遂，脾氣猛爆，給江錦造成心理上莫大的壓力。
  
    在家中，父親大男人主義的陰影使母親鎮日生活在恐怖之中，是大多數日本家庭婦女悲情的真實寫照。這一以男性為主宰的客觀大環境，江錦豈能獨免？套句李登輝日後講的話，江錦也是“生為台灣女人的悲哀”。
  
    早期台灣女人的“悲哀”到底顯現在什麼地方？
  
    許多受日本教育的老前輩應該都有印象，日本時代，丈夫在外面喝酒晚歸，返家敲門，太太打開門後，見到原來是酒店的陪酒女人送丈夫回家來了，除了趕緊把酒醉的丈夫接進家門，還要不斷向送丈夫回來的酒女彎腰鞠躬，不斷說“謝謝！謝謝！謝謝你送我先生回家！”然後走進房間，笑瞇瞇地服侍酩酊大醉的丈夫，為丈夫洗臉、擦澡、侍候他入睡。如果丈夫大吵大鬧，也只有默默消受，不敢稍有違逆，更遑論責問丈夫晚上去哪鬼混了，否則極有可能招來一頓毒打。
  
    不管在公眾或是家裏的私下場合，男人們在談事情，女人只有在一旁默默聽聞的份，如果女人或太太不經意插了一句話，男人一定劈頭大罵：“馬鹿野郎！查某人莫插嘴！”
  
    在封建意識如此強烈、男女性別等差涇渭分明的社會裏，婦女如果不逆來順受，只有消極逃避一途。以江錦性格之柔弱，遇到李金龍成為日本刑警後，性格上的威權及強悍，除非堅此百忍，否則很難不動逃跑的念頭。
  
    就我的了解和觀察，江錦逃家是否去過北京，無可查考，是否死在北京，年代久遠，現今也難以查證。但是，江錦曾經受不了李金龍大男人主義的暴力作風，短暫地離家出走，從當年那個時代看，似乎並不足為奇，連李金龍自己都親口承認了，更證明絕非子虛烏有。至於江錦逃跑有沒有“第三者”介入？據當天在場親耳聽到李金龍酒醉破口大罵的友人表示，李金龍罵人的俚俗內容，實在不堪入耳，因而不便在此直接轉述。
  
    在李金龍大男人主義的壓制下，生母早年這段備受壓抑的挫折遭遇，自然對李登輝在性格養成和人格塑造方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李先生的好勝爭強、善變多疑；以及他器度偏狹、能忍難容；個性中仇恨的部分遠多於仁愛的成分，多多少少和幼年時期家庭遭逢類似變故以及父母親關係不夠和睦，有相當程度密不可分的關係。
  
    假如江錦確實有李金龍所咒罵數落的問題存在，這種在傳統婦女身上的致命瑕疵，自然更對李登輝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心理暗示作用，也自然更容易在李登輝的少年時代心靈深處，根深蒂固地造成他對兩性互動的一種錯誤認知。這種錯誤的認知，使得日本教育當中所謂的“修身”的禮教約束與道德效果徹底瓦解，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因素，是否為他日後所謂的“感情走私”埋下伏筆？畢竟這屬於內心精神層面的問題，我不便再往下推測。但“總統”既是人民公僕，當然也必是公眾人物，堂堂“總統”的私生活是否符合道德規範，人民還是有必要加以深入了解，以檢驗他的政治道德和從政專注度。因此，凡是他畢生發生過的諸多問題，都是值得大家探究的問題，這是我不嫌詞費，在李登輝身世問題上打轉的基本態度。關於李登輝公私兩方面的各種內幕秘辛，我還將在下面的幾個章節中陸續詳加記述。
  
    姑不論江錦為何離家出走，或也姑不論她有沒有離家出走的紀錄，光是從李登輝書中的字裏行間，可以發覺出好多個啟人疑竇，令人匪夷所思的情節。
  
    綜觀李登輝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一共有兩段文章提到他的生母江錦。第一段提到江錦的部分，說她是“地方保正之女，家境還算好”。第二段提及江錦的部分分別寫道：“母親向來對我極為呵護，甚至近乎溺愛。由於家裏從事豬肉買賣，每次我的碗裏總是盛滿最好的部分。（按：當年台灣已經逐漸進入經濟統制、配給食物階段，李登輝還能吃到最好部位的豬肉，可見他家的經濟情況富裕和特權階級之一斑。）有一次背著母親去游泳，母親憂極轉怒，大發雷霆，罰我跪下認錯。”“……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後來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一直住在家裏，對自己或對母親都不好。我轉學到淡水的公學校，寄宿在老師和朋友的家中，每日通學。”
  
    李登輝書中的這幾段話，不免引人不少遐思和疑惑。其中，最啟人疑竇的，是李登輝為何會突然“徵得母親的同意，離家外宿”。他書中寫的“但我自己也難以解釋的是，雖然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儘管對母親的愛充滿感激，卻也不斷自我警惕，擔心會因為疼愛而被寵壞”。又是隱含了什麼深意。如果一個正常家庭出身的孩子，為何會有“受到寵愛，內心卻萌生抗拒之意”的奇怪感受？“愛”與“抗拒”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難以向人傾訴的衷曲？或者根本是因為李金龍與江錦間彼此不斷的爭吵，迫使年少的李登輝作了乾脆提早“離家外宿”的決定，希望自己眼不見為凈，不想看到李金龍、江錦之間愈演愈烈的家庭鬥爭。
  
    任何一本李登輝的傳記中，不論是官方版本，或是非官方版本，從來沒有人很明確地交代江錦的最後去向問題。惟獨一本由日本人若林正丈寫的《蔣經國與李登輝》一書，曾經交代江錦。若林正丈斬釘截鐵地說，江錦是在戰後見到李登輝從日本平安歸來，才在一九四六年過世的。巧的是，在某次聚會中，我偶遇來臺訪問的若林正丈，我很好奇地詢問他，先生你究竟是根據什麼資料，知道江錦是在李登輝從日本讀書返臺後，在自家與世長辭的？若林居然嚅嚅不語，繼而顧左右而言他，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的問題。連若林正丈本人都不知道江錦的確切生卒狀況，這證明江錦死於李登輝自日返臺之後的說法，是相當值得質疑的。
  
    根據我的查證，江錦是在李登輝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階段過世的。
  
    據一位目擊者表示，他曾親眼見到身材高大的李登輝身著台北高校的制服，在三芝老家路邊搭棚設置的簡易靈堂守孝。
  
    至於江錦死於何種疾病，鄉里間有不同的說法。據目擊者表示，李登輝還在台北高等學校就讀期間，曾經陪同江錦到醫院看病。這位老一輩的朋友親口告訴我，李登輝去日本讀書前，親自帶著母親江錦到台北城看病，當時李登輝母子坐的是巴士車。途中，江錦也不知是突然發病，引起身體不適，還是難耐旅途勞頓，忽然覺得想嘔吐。欲嘔吐的感覺來得太緊急，根本來不及打開車窗，江錦已經難忍反胃，將穢物吐滿巴士車的座位上下。巴士車的售票員見到這幕情景，臉色不悅地怪罪江錦，怎麼如此不衛生，吐了一座位的穢物，氣味難聞，影響乘客，還害她要清掃車內。售票員絮絮叨叨，一路罵個不停。照顧江錦的李登輝發火了，他對售票員吼道：“啊，你是要叫我怎麼樣？我母親又不是故意吐你一車子的，她今天是要去城裏看病，身體不舒服才會嘔吐的，難道你連這點同情心都沒有嗎？”
  
    幸虧車上旅客好言相勸，售票員才不再責怪江錦。
  
    從這個例子可以證明兩件事。第一件事，證明李登輝很孝順他母親；再者，也證明瞭江錦在李登輝去日本之前，健康可能已經出現了警訊。因此，如果照李金龍的說法，講江錦曾經出走，依江錦的健康狀況判斷江錦的出走，當係在李登輝童年時期的陳年往事，而非李登輝赴日本留學以後才發生的。李金龍酒後表情憤憤然地提起此事，可見他雖在多年之後，內心仍然積恨難消。
  
    在李登輝著的《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江錦和李金龍一樣，都只不過是個“跑龍套”的角色，在李登輝少年階段“虛晃一招”就匆匆消失；在書末尾“李登輝先生年表”中，更不見李金龍或是江錦的片語只字，仿佛生身父母竟還不及“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來得重要。“徵得母親同意，離家外宿”，寫完這短短十個字，江錦便在李登輝這本有點像是傳記、又有點像是夫子自道式的書中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未曾多費筆墨提及江錦，當然更沒讓讀者有機會多了解江錦的最後階段，是壽終正寢，還是另有隱情。李登輝未作交代，所以才引起外界疑竇，各種謠傳不斷。
  
    另外有一種存在多年的坊間講法，認為李登輝之所以對母親江錦身世諱莫如深，是因為江錦並非李金龍正室，而係填房。堂堂“總統”，是日本刑警的填房所生，當然不大體面。所以，能夠避免提江錦就儘量不提她。
  
    我對這種說法，抱持著比較存疑的態度。李登輝的鄉里，從未提及江錦是李金龍“填房”的說法。李登輝真正避諱、真正畏懼的，是怕外人參透了他家更深層的醜陋面，怕外人掀他更難以面對青天白日的底細。賣鴉片煙、母親離家出走原因暖昧，這都僅僅是眾多環節中的兩個重要醜聞而已。


■國籍錯亂
第四章 李登輝的國籍錯亂症候群

  “我究竟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
  
    日本戰敗後，部分深受日本教育影響的台灣人對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國家認同感更讓他們備感錯亂。日本統治時代，他們受的教育告訴他們，日本是“日出之國”，日本人是天神的子孫，是世界一級棒，要帶領全亞洲成立東亞共榮圈……“日清戰爭”後，日本看透了中國衰敗的真底細，所以把中國人稱為“清國奴”。“日支事變”後，中國更是不堪一擊，南京一下子就被攻陷，因而日本教育處處鄙視中國人。但如今，卻要台灣人把原先的國籍由“日本國”改為中國，換句話說，要他們回過頭來當“清國奴”，心裏自然百感交集，不是滋味。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日本天皇宣讀投降宣言的瞬間，李登輝也同感茫然。他徬徨無助，不清楚自己究竟該是岩裏政男，還是李登輝？如果由岩裏政男變成了李登輝，那以後是不是還是任由人叫他一聲：
  
    “LEETOKI桑！”
  
    讀淡水中學那年，剛好碰到改日本姓名運動，李金龍為李登輝改名為“岩裏龍男”，之後又改名為“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從一九四○年（昭和十五年）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日本戰敗為止。對李登輝而言，岩裏政男這個日本名字，比“李登輝”這個中國名字更讓他覺得親切自然。當年，許多有骨氣的台灣人，抗拒“皇民化”運動，抗拒改日本姓氏。但是，他的父親李金龍卻率先為兒子改了日本名字；好強爭勝的李登輝，亦從來不曾對改名錶達過任何不滿的情緒，反而對這個日本名字有著一種奇特的感情。
  
    李登輝在台北高校之一位學弟，揭露了李登輝高校時代的一則軼聞。
  
    那年學校裏邊辦擊劍比賽，老師把所有的同學分成兩組，一組是有段數的同學，一組是從來不曾擊劍或是還未得到段數的同學。分組完成後，擊劍老師走到未獲段數的同學這邊，要這些劍術還不是很嫺熟的同學，作幾次相互砍劈的動作。看完學生們的砍劈動作，教劍術的這位先生問道：“你們有誰敢出來接受挑戰？”李登輝毫不遲疑地舉手。老師見是李登輝，便說：“好！岩裏政男，你和所有的同學比比看吧！”
  
    先生說罷，李登輝舉起手上的那把劍，便朝第一位他要挑戰的同學撲過去。
  
    擊倒一名，擊倒兩名，擊倒三名……在吆喝聲中，李登輝竟然連續擊倒十幾位未獲段數的同學。但見李登輝滿面驕傲的表情，活像是一個出征歸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日本武士。但是，一旁觀戰擁有段數的同學們，當然不會把李登輝的劍術看在眼裏，大家都曉得，李登輝只挑根本不善劍術的同學比劍，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眾人自然不是他的對手。旁邊高段數的同學，觀看李登輝連續擊敗好幾個不會擊劍的同學，紛紛發出訕笑，都認為李登輝勝之不武；更何況，以李登輝當時的劍術功力，果真要比武，肯定是要出醜的。但是，李登輝仍舊颺颺得意，仿佛得了劍術冠軍似的喜不自勝。
  
    事後，有人質問李登輝，你那天為何仗勢欺負劍術不高明的同學，有人講其實你劍術也高明不到哪兒，難道你自認為劍術無可匹敵嗎？誰曉得李登輝竟火冒三丈，振振有詞回答說：“那你要叫我怎麼樣？那是先生叫我表演劍術的啊！是他們自已劍術技不如人，怪誰？”
  
    一九四六年秋天，台灣重新納入中國版圖已經一個寒暑。台灣最高學府的台灣大學也在此時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學期。因為戰爭的關係，李登輝在一九四四年結束了千葉高射炮兵學校的短期基本訓練之後，奉派回台灣服役，在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言發佈後，李登輝也隨著在臺日軍放下武器，向民國政府的部隊投降。
  
    和許多受過日本“皇民化”教育並視日本為宗主國的台灣老一輩人的心情一樣，要他乍然接受日本戰敗的“殘酷”事實，承受長達二十二年日本教育的李登輝，內心深處的衝擊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一種“亡國”般的羞辱衝擊著李登輝內心深處。對中國，李登輝向來不帶好感；就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而言，中國始終是他的敵人，哪怕天皇已經明令結束戰爭，向中國在內的盟國無條件投降。
  
    軍隊解散了，一起在日本炮兵服役的兄弟們各奔前程。對未來，李登輝有短暫的茫然，但這種短暫的茫然，立刻被一個嶄新的計劃所淹沒。他捆紮好隨身的書籍行李，準備展開他人生一段全新的旅途。
  
    承襲日本時代台灣帝國大學的“國立台灣大學”，和台灣光復後出現的所有新生事物一樣，深深地吸引著台灣人民的目光。李登輝走進了這間台灣最高學府的大門。由於他讀過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因而，他獲准于大二開始念臺大農學院的農業經濟係。


■共產黨徒
第五章 李登輝參加共產黨

    過去的時代，世界上會有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太多問題，要解決問題，併為社會找尋發展的“出路”。依我的看法，李登輝之所以會迷上社會主義思潮，直接的關係，當然和他自己研究的學問有關；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則和李登輝自己想找尋未來出路不無關係。所以，與其說他加入共產黨是要為台灣找尋出路，不如說是在台灣光復初期那個混沌不明、四顧茫茫的階段，為李登輝自己找尋人生的出路！
  
    李登輝究竟是否曾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果真是中外媒體所指稱的，是個背叛“組織”、出賣同志的共產黨的“叛徒”嗎？關於類似的問題，我曾經下過一番功夫研究，並且親身探訪過好幾位和李登輝早期有密切交往的前輩，從他們口中，我查訪到有異於一般傳統資料記載的重要內容，因而能更全面地了解到李登輝早年不為人知的諸多隱秘。
  
    根據一位早年即與李登輝熟識，而且曾經參加早期臺共組織的前輩親口告訴我，早在一九四六年，李登輝從日本回台灣並就讀台灣大學時，即已是臺大相當活躍的左派青年。
  
    然而，我們若從出身背景和所謂的“階級成分”看李登輝，他會篤信社會主義，是相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誠如連李登輝自己都承認的，他的父親李金龍曾經當過十多年的日本刑警。人盡皆知，日本統治時期，刑警有相當威權。正如前章所述，從李登輝祖父那一代開始，到台灣光復前不久，李家尚且做過幾年的鴉片專賣買賣，家族收入至為豐裕。李登輝並自稱，他們家是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精英階層”，家庭經濟狀況則謙稱是所謂的“小康之家”。質言之，李登輝非但是一個出生在傳統地主家庭的“資產階級”，更是出身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奴顏屈膝的“買辦階級”特權分子，這樣一個生活不虞匱乏、錦衣玉食的青年，怎麼會被崇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思想牢牢吸引住？不用別人一探究竟，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就已經自行拆穿了他的真面目。
  
    一位早年曾經加入共產黨的台灣異議人士親口告訴我，李登輝真正接觸共產黨或者共產主義思想，應該追溯到赴日留學時期。一九四三年，李登輝赴日本留學，就讀于日本共產主義思潮最盛行的京都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有一位在日本經濟學術界非常出名的教授河上肇，經常宣揚共產主義左傾思想，因而孕育了許多日本左派青年。
  
    戰爭時期，日本當局查禁社會主義思潮，壓制共產黨組織活動，可謂不遺餘力。京都帝大的河上肇教授因經常宣揚社會主義思想，引起日本政府當局極度不滿。河上肇教授于一九三二年間，被日本警察逮捕，日本共產黨組織也在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覆滅。雖然河上肇被捕入獄，共產黨組織也全部遭政府當局破獲，但是，他的學生遍及京都帝大和日本社會各個階層，日本學術圈左派勢力終難完全禁絕。李登輝到京都帝大就讀時，河上肇教授雖已被捕入獄，但是受河上肇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無遠弗屆。在日本知識界，因此殘留了不少早先他所傳播的共產主義思潮。大學課堂上，師生之間盛行議論社會主義理論，盛況歷久不墜。
  
    那時日本學術圈都很清楚，讀京都帝大的學生，如果進出校園時不夾幾本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在腋窩下，會被同學恥笑跟不上時代潮流。所以，即使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京都帝大一貫是日本共產主義的大本營。因此，該校的男學生被戲稱為“馬克思男孩”，女生也樂於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號，可見左派思潮盛行之一斑。
  
    從殖民地台灣遠赴日本留學的李登輝，也不免受到這股共產主義風潮影響，而一度沉湎在追求這股風潮的虛榮感當中。在京都帝大待了一陣子之後，李登輝也成為標準的“馬克思男孩”，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李登輝放在書架最顯著的位置，以彰顯自己的“前衛”。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李登輝透露了他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求學階段自己意識形態的左傾情況。他寫道：“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復讀過好幾遍……”
  
    他又說：“由於我在大學時期對馬克思經濟學十分熱衷，幾乎想以《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台灣農業問題》作為畢業論文題目。但考慮到若是如此，可能拿不到學位，所以只好將題目改為《台灣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利用馬克思經濟學，將階級的問題和農業相結全，來論述台灣所面臨的農業問題。幸而指導教授並未洞悉我的意圖，因此畢業論文得以順利過關。”
  
    李登輝寫的上述這兩段文字中，表面上充分流露出他早年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熱衷，並凸顯了他早期的左傾意識形態傾向。但是，骨子裏李登輝究竟在想些什麼呢？一般很難想像。李登輝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說辭，只不過是他裝點門面、為自己的人道形象擦胭脂抹白粉的偽裝動作。從日後的種種行為和他點點滴滴自我揭露、自我招供的真面目，使人逐漸發覺，李登輝只不過是個追逐新潮、崇尚權勢、喜新厭舊的機會主義者。從種種跡象顯示，早年時期，李登輝亦不過是一個關在知識象牙塔裏，披著人道關懷外衣的偽社會主義者。他之所以親近社會主義，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新潮虛榮感，向人證明自己並不落伍而已。
  
    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末尾，李登輝特意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成立”列入年表的內容中（一九二八年項下）。身為台灣的“總統”、台灣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何以不將國民黨重要節日放在年表當中，反而會將“日本共產黨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他年表大事記中？如果這份年表稱之為“李登輝先生年表”的話，為什麼連他的生身父母親的生卒年代都只字不提，付諸闕如？難道一個外國政黨的“台灣支部”成立，居然比自己爸爸媽媽的生卒年月日還來得重要？這的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吾人若細加探究，就不難理解李登輝如此這般的真正意圖了。
  
    有一位自調查局退休的老前輩言之鑿鑿地告訴我，據他的了解，李登輝在日本留學期間，可能已經秘密加入日本共產黨的週邊組織（有關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全部內幕，詳見本章所述），由此可印證李登輝沒事竟將“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成立納入自己年事大事記中。如若不然，臺共的成立與他李登輝何干？又何勞他多費筆墨贅記這一筆？
  
    當然，我在向這位情報系統的老前輩請益時，也請教了他不少關於李登輝昔日政治紀錄的事情。他竟然非常直截了當地透露，根據他的印象，在經國先生去世，李登輝繼任台灣“總統”後，那時某位情報單位掌管絕對機密檔案的高幹，即“奉命”把一疊有關李登輝過去的安全紀錄，包括白色恐怖時代他加入共產黨的資料，親自全部予以銷毀了。至於此位高幹究竟是奉誰之命，這就不必多此一問了。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經國先生去世，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日，遺體由榮民總醫院移至圓山忠烈祠並舉行安靈大典，移靈當天我親眼目睹的一幕往事。那天我陪同父親去台北榮總經國先生靈堂，我與父親被安排上二號首長專車，前往榮民總醫院。我們父子和幾位退休首長包括鄭彥棻、余俊賢、洪壽南等坐在中間的位子，大家都顯得嚴肅寡言；而巴士前側坐了幾位軍係大老及幾位軍種司令，卻絮絮叨叨地說個不停。尤其是最前座的一位老先生更是談笑風生，大談前天晚上之麻將經，令人不忍卒聽。後來向旁打聽，才知此君不是別人，正是被白色恐怖受難者視為“劊子手”的某某將軍。
  
    此君在經國先生去世後，非但沒有被秋後算賬，在佔用官舍數十年，被迫遷出原住宅後，還由當局換了一幢較原宅更豪華的房舍，供其安享晚年（為了該將軍遷移新宅，當局還花了二三百萬裝潢費）。
  
    憑什麼李登輝待這位大老如此“寬厚”？原因無他，因為此老當年曾經“管”過李登輝，當然也更“管”過李登輝不可見人的黑資料。李登輝在投鼠忌器、心虛膽悸之餘，當然不敢動此老一根汗毛。而李登輝如此“破格優待”此老，是不是兩人之間有“恐怖平衡”？此中秘辛，就只有李登輝和已經仙逝的此老心中有數了。
  
    但是，歷史證據果真這麼容易被抹殺嗎？我覺得不然！向最高當局醜表功的情報高幹，果真能夠替李登輝重新“化粧”，替他完全洗刷過去的黑資料嗎？我看未必！
  
    李登輝年表中所謂“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就是所謂的“台灣共產黨”，簡稱“臺共”。臺共是一九二八年的四月十五日成立於中國上海。該黨成立時的創黨黨員，包括了：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人。林木順是首任主席，翁澤生是黨書記。臺共創黨當天，中共方面也派了代表彭榮出席臺共的創立大會。
  
    前文曾經提過，日本共產黨本身已經于一九三三年前後，全部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日本共產黨的新生力量，要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一九四五年才再度崛起。可是，原本靠行于日本共產黨旗下的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不受日本政府查禁的影響。所以，在“共產國際”的組織架構下，台灣共產黨縱然在組織體系上是日本共產黨的支脈，而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兄弟黨”關係，遠比和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來得更親密些。
  
    中共和臺共兩黨之間本屬“兄弟黨”關係，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這種“兄弟黨”關係發生了根本改變。台灣重歸中國版圖，此刻，臺共自然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
  
    根據前保密局的密件資料記載，中國共產黨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後，派遣原籍台灣彰化的蔡孝乾（按：蔡某在臺共創黨時，是該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兼臺共第一任宣傳部長），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蔡孝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從陜西延安出發，長途跋涉了三個多月，于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見到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借調來台灣的中共幹部張志忠等。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領張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當地華東局的中共地下黨人員會合，並在當地學習了一個月。一九四六年四月，張志忠先行搭船抵達台灣基隆，隨即到台北展開活動。
  
    原籍台灣嘉義的張志忠，便成為戰後台灣登岸的第一批中共黨員。
  
    張志忠在台灣發展活動三個月後，蔡孝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也搭船抵達台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孝乾擔任書記，轄下領導了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組織。
  
    在蔡孝乾領導下，台灣共產黨組織很快發展起來。主要的臺共幹部包括了徐德懋、副書記兼組織部長陳澤民（領導台南、高雄、屏東地區的工作）、洪幼樵為委員兼宣傳部長（領導台中、南投等地區的工作）、張志忠為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
  
    畢竟，學理上的共產主義和實際上搞革命的共產主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從書本上一廂情願理解的共產主義，更不可和實際上的共產主義相提並論。
  
    李登輝躬逢其盛，並且在戰後臺共蓬勃發展的階段，忝為臺共黨員。斯時，李登輝認為中共最後終將擊垮國民黨政權，建立紅色政權；一旦台灣解放，他將立刻搖身變為紅朝新貴。
  
    儘管李登輝這些從日本回台灣的臺共成員，在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想法上基本是雷同的，但他們和中國共產黨黨員之間，在本質上還是存在著某種微妙的差異性。有過日本經驗的臺共成員多半是知識分子，而且自認受過日本先進教育，平日自視甚高，舉手投足之間難免有些驕氣，瞧不起從大陸派來台灣的“上級”，認為他們土裏土氣，沒有文化，彼此在理念上也多有歧異，共處日久愈難彌合。矛盾日積月累，雙方的尖銳衝突自然與日俱增，終於埋下李登輝和臺共“分道揚鑣”的伏筆。


■背叛共黨
第六章 李登輝背叛共產黨始末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台灣光復五十五週年前夕，天空籠罩在深秋的陰霾氛圍下，數百名五十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齊聚在台北市青年公園，為五十年代死於白色恐怖血腥鎮壓的難友虔誠默哀。當低沉而哀傷的《安息歌》樂聲緩緩響起時，許多當年曾經飽受白色恐怖迫害的政治受難者和殉難者家屬，眼眶不自覺泛滲出淚水。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指引我們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著路
  
    我們繼續向前走
  
    五十年代的國民黨政府逮捕共產黨分子執行槍決時，據說關在牢裏未被處決的倖存者都會默默唱起這首《安息歌》，為他們即將決別的同志送行。這讓我不禁回想起五十二年前，當李登輝和中國共產黨告別，頭也不回地宣佈退黨後，情報機關的偵騎衝進他同志聚會的房舍，於是，原本和他同組的同志們，不是紛紛被送入監牢，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就是先後被送到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幸運些的同志，也必須被迫亡命天涯，和台灣的親人生離死別。當他昔日的同志們唱著《安息歌》為彼此送行時，李登輝卻日漸飛黃騰達。
  
    當馬場町的槍聲響起，命運之神已經改變了李登輝的一生。他以為這段往事即將隨著槍聲永遠被埋葬在歷史的灰燼裏，因為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再也不能活轉過來譴責陽間一手遮天、掩蓋歷史真相的人。
  
    而即使僥倖存活下來的同志們，只要強者一朝權在手，諒你也不敢講出歷史真相。
  
    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有幸造訪到一位曾經參加臺共，並且和李登輝同一個黨組織的長輩，他親口告訴我李登輝加入共產黨，最後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過。在這位長輩的詳細敘述下，我終於對李登輝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歷程，有了全面性的詳細了解。
  
    李登輝的“入黨自傳”（此處之“入黨”係指加入中共的黨組織而言），是透過臺共成員李薰山交上去並經組織批准的。據我具體的了解，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介紹人，就是這位李薰山；至於後來海外一份媒體報道稱，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是吳克泰，是不正確的。經過我後續的不斷查訪，終於對李登輝從加入中國共產黨，到他退出中共的整個過程，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相信這些資料對各界研究早年李登輝、深入理解李登輝，會有第一手且最直接的幫助。
  
    李登輝于一九四六年自日本返回台灣後，隨即進入台灣大學就讀農學院農業經濟係。成長于日本殖民地台灣，年長時負笈日本，習慣了法治社會的常規，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的李登輝，回臺後目睹來台灣接收之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倒行逆施、腐敗貪婪、無惡不作，不但對國民黨政權印象極端惡劣，更對當年來臺之外省軍政官員及各省人民甚覺嫌惡。
  
    而真正啟動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的關鍵，則是他因緣際會結識了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對爾等力主改革國政弊端的滿腔熱血，和對外省軍政人員來臺倒行逆施、橫徵暴斂的深惡痛絕，更有共鳴之處。
  
    李蒼降，家裏是台北蘆州望族，台北二中畢業，日據時代中學五年級時，因參加抗日活動，被日本殖民政府逮捕，入獄三年余，直到台灣光復後才出獄。李蒼降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友邦的侄兒，而李友邦係光復初期炙手可熱之“半山”，是當時名聲響噹噹的人物，甚得蔣經國寵信，故而安插來臺擔任台灣省黨部主委，似有為蔣太子來臺“卡位”之態勢。可惜，李友邦因涉及“通共”案，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後，被當局綁赴南京，入獄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槍斃。
  
    早先，李友邦有心培植李蒼降這位晚輩，特地在光復後送他到中國大陸杭州讀高中。“二二八事跡”後，李蒼降從大陸匆匆束裝返臺，叔叔涉案繫獄，悲憤之情使他對國民黨政府觀念丕變。李登輝偶然間得識年紀較他輕的李蒼降，得知李蒼降的特殊背景與際遇，兩相攀談，反對國民黨政府和不滿現狀的理念都頗為投契，為同志友誼奠定了基礎。李登輝私下認為，雖然李友邦已被當局逮捕入獄，李蒼降在國民黨政府內斷無前途可言，但以李友邦在國民黨內的舊關係，加上李蒼降本身亦曾係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成員（李蒼降加入“三青糰”，適值其叔李友邦擔任“三青糰”台灣省支團部主任之職），上層關係良好，更何況，李家是台北蘆洲望族既是名門之後，攀附於他，日後諒必大有可為。
  
    陳炳基年紀比李登輝小，稍早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已經加入共產黨，算是這幾個人當中在共產黨內的黨齡資格較老的一位。李登輝“入黨”，陳炳基實際上亦扮演了催化的角色。在初步的組織活動中，陳炳基也是相當活躍的靈魂人物。嚴格講起來，早先陳炳基的家世背景也不是“無產階級”，而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因抗日而加入最早的臺共組織。陳炳基籍隸台北，父親是台北“盛振布店”店東，算是台北迪化街一帶的望族，主要經營布莊買賣，頗有積攢，家境尚稱富裕。日據時代，陳炳基因欲偷渡至大陸參加抗日，知名女醫師謝娥曾予資助，可惜因事機不密，被日本憲兵拘捕入獄。台灣光復後出獄，日本東京爆發著名的“澀谷慘案”，日本當局任由日本暴徒殘殺台灣同胞，並不準台灣商人在日本澀谷經商，以免台灣人搶日本商人的生意，日本警察竟將十幾位台灣商人強行遣送回台灣。此事發生後，引起台灣輿論界的強烈抗議。陳炳基即利用臺共黨組織，舉行遊行活動，引起國民黨政府關注，成為當年政府極感頭痛的激進青年之一。
  
    林如堉，台北板橋人，畢業于上海同文學院。
  
    李登輝認為李蒼降、陳炳基等人都是值得結交的益友。以李登輝早在日本時期即留心社會主義的淵源，他和陳炳基訂交後，應已隱約感覺陳炳基可能是共產黨員。基於各種理想和現實的因素，李登輝很自然地和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等人形影不離，結成共存共榮的同志關係。
  
    基於壯大組織的想法，又發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朋友，都對政府當局極端不滿，陳炳基知道時機已臻成熟，遂積極激勵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等人能在適當時機加入黨組織。
  
    此時，中國大陸的時局亦愈來愈緊張，國共戰爭的硝煙逐漸瀰漫全中國。一九四六年二十月二十四日，發生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國軍人強姦事件後，各地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抗議美軍暴行，並要求美國從中國撤軍，減少中共“解放”全中國的阻力。雖遠在台灣，全臺青年也在同一時間發動了反美示威活動。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都十分熱衷於這項抗議行動。
  
    沈崇事件發生後，李登輝和林如堉、陳炳基這批朋友，在臺大法商學院召開反美遊行示威籌備會議。會議舉行時，李登輝見到陳炳基旁邊有一位陌生人，他擔心這人身份有問題，還貼在陳炳基的耳朵邊說：“這個理小平頭蓄短鬍子的傢夥，該不會是國民黨特務吧？”李登輝那時非常機警，陳炳基告訴李登輝：“不會的，他是我親叔，是自己人，別擔心！”而這位“陌生人”，就是我幼年的長輩鄰居，陳炳基的表哥——巫金聲。
  
    台北街頭的示威行動，臺大方面籌備工作主要負責人即為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等人。這裡頭，李登輝的年紀顯然是最長的一位，但是，這個階段中，這群人實際上的領導者卻是陳炳基。
  
    “二二八事變”前的那段時期，台灣民眾對陳儀領導的長官公署各種倒行逆施積怨愈來愈深，知識分子們不約而同地熱烈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官吏的貪污和施政的不當；情緒激動的更直接參加了反政府的活動。
  
    事變發生後，台北市北門附近的鐵路平交道圍滿了憤怒的群眾，企圖阻斷火車通行，警察和憲兵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只好在現場圍起重重人墻，把群眾阻隔在外，警民雙方劍拔弩張，暴亂一觸即發。當時的陳炳基，經常在萬頭攢動的群眾裏邊出沒，事變發生時期亦是非常活躍的一員。後來陳炳基因此而被臺大法商學院開除，為了逃避當局追捕，曾經藏匿在李登輝三芝鄉老家“源興居”一段時間。
  
    一九四七年七月，從大陸回台灣不過半年的李蒼降首先找到李薰山，和他進行晤談。李蒼降見李薰山時，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李薰山發現李蒼降和他還有一段頗為特殊的淵源，因此倍感親切。
  
    原來，李蒼降和李薰山非但是舊識，而且還有一段日後成為生死之交的少年經歷。
  
    日據時代末期，李薰山為反抗異族統治，經常到學校圖書館尋找能啟發愛國精神的書籍閱讀。學校放假時，李薰山常去位於台北市川端町（即今天台北市牯嶺街一帶的地方）閒逛那附近的舊書店，遇見店中有賣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著作，或是馬克思主義著作，總是駐足店內專心閱讀，不忍離去。書店老闆見他求知欲甚強，印象十分深刻。和他混熟了以後，老闆發現李薰山對反日書籍甚感興趣，經常會偷偷告訴他，最近又有“好貨色”進來了，於是趁人不注意時，拿些抗日書籍給他看。
  
    這期間，李薰山在因緣際會下，認識了一個名叫雷燦南的年輕人。據李薰山告訴友人，雷燦南，台北二中畢業生，是一位極富民族精神的青年，兩人很談得來。雷燦南又為李薰山介紹了他在台北二中的同學李蒼降。李蒼降當時在台北蘆洲公學校當教師。李薰山知道雷燦南和李蒼降都愛看抗日書刊，有次他在帝國大學（臺大前身）圖書館發現有幾本重慶版的白話本抗日禁書，其中有本書的書名叫《清算日本》。李薰山讀完這本書後，覺得這本書有價值介紹給同好閱讀，就將書偷偷帶回家。
  
    於是，他將這本書借給雷燦南、李蒼降看。不巧，李蒼降在蘆洲公學校私下看這本《清算日本》時，因過於大意，竟被擔任日本線民的日籍同事發現，並向警察局密告。
  
    在監獄中，日本特務嚴刑拷打雷燦南、李蒼降，逼他們招供究竟是誰提供這些反日書籍給他們看的。雷燦南、李蒼降在獄中雖然被打得死去活來，受盡酷刑，兩人抵死不供出李薰山。雷燦南因受日本特務過度刑訊，甚至精神狀況異常，仍不屈服。出獄後，在街頭演講宣傳抗日，又被日本警察逮捕，最後因精神崩潰，死於獄中。
  
    李薰山既和李蒼降有這麼一層革命感情，老朋友久別重逢，自是格外親熱，一番寒暄客套後，李薰山當然有話直說了。
  
    李蒼降告訴李薰山，“二二八事變”使他對國民黨政府相當失望。他叔叔李友邦安排他去大陸唸書時，還曾經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冀望能為國民黨做些事情。經過這些年，他深感跟隨國民黨是不會有希望的，所以已經決意退出“三青糰”。李蒼降說，國民黨胡作非為，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於今之計，如果再不思振作，通過組織的力量，爭取發展社會的機會，如此發展下去，國家只有衰微一途，根本不可能強盛起來。
  
    李蒼降熱血沸騰地向李薰山建議，他有幾個朋友，大家都有志一同，想成立一個“進步組織”，詢問李薰山共組這一組織的意願。其實，從當初共產黨的做法來講，李蒼降所謂成立“進步組織”的講法，就是要借此成為中共黨員的意思。
  
    李薰山那時已經加入共產黨，但因剛成家，而且妻子也即將臨盆生產，本身有家庭壓力，擔心過度活躍容易暴露身份。更何況，最初他只曉得李蒼降因為他叔叔的關係曾經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如今他嘴巴裏講自己已經退出“三青糰”，但實際上到底怎麼樣，仍待一番查訪以後，才能再作定奪，免得被國民黨派人臥底，反而誤了大事。他這一點政治警覺是有的。所以，李薰山對李蒼降一頭熱的提議興致並不高，內心十分猶豫，因而未給李蒼降明確的答覆。但是，兩人會面後，李蒼降的那番話始終在李薰山的腦海裏翻涌，久久難以平抑。經過他私下的考查，李蒼降在叔叔李友邦被捕後，對國民黨恨之入骨，動機上應該是很單純的，絕非國民黨滲透人員。
  
    經過深思熟慮，李薰山把這件事向中共在台灣的上級組織作了報告，經上級同意，認為成立新組織的行動宜積極進行。李薰山便和李蒼降見了第二面，表明願意和他籌組新的組織，隸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組織在黨的體系中，歸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大學支部底下。李蒼降又把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三個人介紹給李薰山認識，這是李薰山頭一次見到李登輝。
  
    自此，李蒼降等人正式納入中共組織。小級成立之初，尚無任何特定名稱，但成員基本上只有李薰山、李蒼降、陳炳基、林如堉、李登輝五個人。小組成員每天研讀馬克思著作，研讀完就進行討論。因那段時間最常研讀的兩篇文章，一是《新民主主義論》，另一篇是《論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大家便起意為小組太陽能名為“新民主同志會”。這個組織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正式成立。因為小組成員始終僅只五人，故又簡稱“五人小組”。由陳炳基帶頭，擔任“中央委員”，同時陳炳基也兼任另一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之委員。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後，組織決定應定期召集內部讀書會。那時，李登輝的友人陳振基有幢日式平房在台北“川端町”（日據時代區名，現為台北市古亭區轄區），李登輝向他借來作為在臺大讀書的住處，“新民主同志會”就定期借這幢日式平房作為小組研讀共產黨書籍和開會的場所。在這裡，“五人小組”也作出了拓展組織的決定。（按：有關李登輝在這幢平房內發生的故事，將在下章詳述。）後來因見李登輝住所閒人出入太雜，才改到林如堉位於中山北路七條通之住所開會。
  
    “新民主同志會”成立以後，組織內只有李薰山、陳炳基兩人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式黨員。因此，李蒼降、林如堉和李登輝三人，在李薰山的帶領下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的“台灣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初，凡是加入共產黨的，除非本身是工人或農民出身，一般都要經過半年的入黨考核審查期，在這段審查期間，都是所謂的“候補黨員”，必須通過審查，認定成份無問題，黨內外政治活動夠積極，才准許成為正式黨員。
  
    經過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初步審核，認為包括李蒼降、林如堉、李登輝在內的“新民主同志會”成員，多半是抗日活躍分子或高級知識分子。據當時和李登輝同一個小組的現存同志表示：“黨很快就批准了他們的入黨申請，主要是因為‘二二八事變’的關係，加上他們多半是活躍的抗日分子，所以未經過‘候補黨員’這關，便直接成為正式黨員。”
  
    李登輝三人的入黨申請書表和自傳，便是通過李薰山，由李薰山親自交給劉沼光。李登輝正式入黨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十月。
  
    劉沼光是何許人呢？此君也是台灣人，二次大戰時期也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光復後回台灣，任職台灣大學醫學院助教。
    劉沼光再將李登輝的入黨申請書表連同自傳，轉交到臺大支部上級指導員廖瑞發的手上，最後再交給中共在臺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審批核準他們的正式入黨申請。一九四八年元月，黨組織派了一位大陸人徐懋德擔任小組指導員。（按：徐懋德係大陸解放前的交通大學土木係畢業生，臺共組織被國民黨破獲後，潛返大陸，後任大陸交通大學教授，現已退休，居住天津。）
  
    “李登輝為什麼會脫離組織？據我理解，和一九四八年為了紀念‘二二八事變’一週年的活動有關”，李登輝的同組老同志回憶道。他還說出了李登輝脫黨的全部經過。
  
    一九四八年二月間，李薰山傳達了上級的指示。他說，組織交代，那年的“二二八”週年活動中，一個最重要的項目，是要每一個分支黨部交出一篇文章，題為《紀念“二二八”告台灣同胞書》，準備以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名義向台灣人民散發。上級的意思，這篇告台灣同胞書油印之後，以郵寄或是秘密散發的方式，發到全台灣的重要角落，打擊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因那份油印傳單散發的對象，主要是國民黨在台灣的黨政軍幹部、學生和知識分子，到時一定會引起社會騷動，如此，必鬚髮揮黨的力量。
  
    而“新民主同志會”本身，也準備以該“同志會”的名義，另外再散發一份紀念“二二八事變”的《告台灣同胞書》，原則上也是請每位同志各寫一篇。
  
    二月二十日過後的某一天，所有同志都把稿子交給了李薰山。當時“新民主同志會”採取非常民主而公開的方式，他們把所有的文章拿出來討論，由大家決定究竟採用誰的文章公開印行，並不是由上級指導員徐懋德以組織領導的威權來決定究竟如何取捨文章。
  
    一位成員說，李薰山那篇文章是用日文寫成的，李薰山主要的考慮，是怕光復後不久，台灣民眾許多人還不太懂中文，用日文可以增加文章的效果，達到普及化的目的。
  
    照道理說，徐懋德是大陸人，和“新民主同志會”本省籍同志的交情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所以不會對任何個別同志有所偏袒，取捨文章理應不會有任何私心上的考慮。“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和李登輝也沒有嚴重衝突，不可能以好惡之心排斥李登輝。因此，大家都只是就事論事，希望這份文宣品能發揮它應有的巨大作用。最後大家開會決定選用了李薰山的稿子作為《告台灣同胞書》的正式文稿，並付梓印行，準備二二八當天正式散發出去。
  
    據李薰山事後向同志和友人謙稱：“我想大家會選我的文章，並不是因為我寫得好，事實上反而我覺得李登輝寫的稿子比我好，他算得上是我們這個組織裏邊文章寫得最好的一位。”
  
    在籌劃“二二八”週年活動時，除了沿街張貼大字報的構想，李登輝還提出了不少建議。但是，“新民主同志會”的其他成員認為李登輝提出的想法多半是“書生之見”，不符合民眾的需求，若照著做的話，非但窒礙難行，而且得不到民眾的共鳴。在會議過程中，自己提出的意見均被同志否決，使這個個性一向好強爭勝的李登輝，積了滿腹怨尤。
  
    不論是文章或是籌劃運動的方式，決定權既是在於全體同志，李薰山當然沒有立場去作任何改變。然而，此事卻引起李登輝內心的極度不悅。
  
    未採納李登輝的文章和他的主意還只是導火線，究其根源和遠因，主要在於李登輝自恃太高，故而瞧不起“新民主同志會”裏頭的其他同志。例如李蒼降、陳炳基年紀上要比李登輝小幾歲，那時的學歷也只有中學水準，而李登輝自認是留日歸來，縱使尚無大學文憑，畢竟是喝過洋墨水了，和李蒼降、陳炳基在一塊兒，等於是貶低了自己的身價；何況同志們的年紀上，李登輝只比李薰山小一歲，其他的人都算是他的小老弟。不採納他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也就罷了，居然連文章都不被採用，怎不教他引以為畢生奇恥大辱，難以咽下這口氣。
  
    李登輝在“新民主同志會”內曾經高傲地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資本論》這些共產主義理論著作，組織內誰讀得比我通？李登輝告訴友人，早在入黨以前，就已經讀遍了馬克思的著作，大家既然不聽從我的意見，那我乾脆與爾等劃清界限好了！
  
    據徐懋德的說法，李登輝說明自己想脫黨的原因，是因為自覺並不適合黨組織的活動。因為自己是學經濟學的，喜歡從學術的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並不是真正喜歡參加共產黨。當然，徐懋德曾當場質疑李登輝的這番說辭。他當面追問李登輝，去年（一九四七年）年底你入黨、寫入黨申請書表時，明明寫著有志於加入共產黨，此刻又說你不適合黨的活動，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李登輝則顧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答覆。據徐懋德事後向同志表示，基於尊重其個人意願，徐懋德未便多加勉強。但既然已經參加過黨組織活動，對黨的內部機密，想必亦多有所涉入，在國民黨軍警偵騎密布，查緝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此刻，徐懋德取得李登輝的口頭承諾，對共產黨和“新民主同志會”的一切事務均絕對保守機密，日後並不得相互攻擊，以維持同志情分。
  
    徐懋德說不動李登輝繼續留在中共組織內，“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們平日也難忍李登輝處處瞧人不起的高傲氣焰。徐懋德雖多次排解，都不得其門而人。李登輝此番出走，雖說是組織之損失，但少了李登輝這種麻煩人物，頓時如釋重負，得失之間，總要有所抉擇。
  
    當年的老同志分析李登輝脫黨的心態，認為他是個“頗具英雄主義的人”，認為他留在共產黨內部，覺得無法盡情發揮，心情抑鬱，才會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對於李登輝個性的分析，這可說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
  
    另外，根據陳炳基事後推測，當時“新民主同志會”與“學生工作會”關係密切，負責人均由他獨攬。陳炳基因感無法兼顧而辭卸“學工會”委員一職，推薦李登輝接任，不料卻被上級否決，改派李登輝舊識楊廷椅接任。李登輝失去獨當一面之機會，可能也是其退黨主因之一。
  
    從一九四七年秋天入黨，到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和徐懋德談判脫黨，李登輝的共產黨黨齡僅不及一年光景。據一位李登輝的老同志透露，脫黨後的李登輝和中共黨組織完全脫離了關係，組織的公開場合裏再也不曾見過李登輝。
  
    徐懋德敘述的和李登輝最後會晤的這段經過是否屬實，部分同志都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依共產黨當年在大陸上的做法，既然入黨，就決不容許有什麼“退黨”這回事。在某些共產黨人的眼裏，“退黨”或是想退黨的“動搖分子”，其實與“叛黨”無異。通常在戰爭年代，共產黨處理叛黨分子只有一種選擇——制裁。所謂制裁，即派人秘密暗殺處決。徐懋德難道未將退黨的嚴重性告訴李登輝？即便是徐懋德末曾告知，以李登輝之精明，豈會不曉得共產黨處置退黨人員的手法？
  
    所以，“新民主同志會”老人敘述的有關李登輝退黨的經過，是否有隱瞞事實之處，實在值得再三推敲。以我的訪查了解，李登輝退黨後，在“新民主同志會”內部引起了極度的震撼，徐懋德和李登輝之間在最後一次晤談時，極可能發生過尖銳的言語衝突。所以，徐懋德在結束與李登輝的晤談後，作出了兩個明快的決定。
  
    徐懋德的第一個動作，是立刻著手找人替補李登輝空下的位子。據“新民主同志會”的老人回憶，李登輝離開“新民主同志會”後，有天指導員徐懋德帶了一位新同志到會裏，和所有黨員會面。這人名叫蔡瑞欽，台南人，時任職台灣省教育會。徐懋德向大家作完介紹後，大家便知道此人是來遞補李登輝的。
  
    徐懋德的第二個動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初，也就是李登輝退出“新民主同志會”後不久，徐懋德立即向內部同志宣佈，“新民主同志會”從今天起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並將組織作了一番重整，目的在增強組織的隱秘性。“台灣人民解放同盟”共分為三個小組——宣傳、組織、教育，小組的領導分別是李薰山、林如堉及陳炳基三個；徐懋德仍為上級指導員。
  
    採取這兩項行動，證明徐懋德對李登輝的“君子協定”不放心，他擔心李登輝是個“動搖分子”，只要他果真是“動搖分子”，遲早會出賣組織，向情報機關密告，所以才消極性地作出了這些動作，防範不測。
  
    雖然李登輝和中共告別了，前文也說過，在各種公開場合，李登輝刻意回避和共產黨同志碰在一塊兒，以避免雙方的尷尬。但剛脫黨時他卻並未和原“新民主同志會”的老同志完全斷絕往來，他依舊可以知道組織的風吹草動。蔡瑞欽來替補他和“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這些事，李登輝不是毫無警覺。他知道，自己的人身並不安全，雖然他和徐懋德之間有所謂的“君子協定”，但以李登輝多疑的個性，豈會盡信這“閒話一句”的口頭承諾。然而，他究竟該如何防衛昔日同志猝不及防的一擊？
  
    徐懋德最不願意發生的事情，正在暗中隱隱然醞釀著。


■出賣同志
第七章 李登輝出賣同志？
    李登輝脫黨後不久，國民黨政府開始大肆搜捕潛伏在全島的共產黨人。但是，令人震驚的是“新民主同志會”（當時已改名“台灣人民解放同盟”）竟是所有中共在台灣組織中最早被國民黨政府當局破獲的黨組織。一九四八年李登輝脫黨後不久，徐懋德通過管道，向李薰山、陳炳基、林如堉發出緊急命令，要他們立刻離開台灣，偷渡到香港，靜候香港地區的同志接應他們。陳炳墓在接獲命令後，認為量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無處逃生時，竟然躲藏在台北一家麻瘋病院，逃避當局的追捕。
  
    一九四九年二月，陳炳基被迫遠走大陸。中共建國之後，成為中共方面臺籍人士的代表人物。曾擔任北京市“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任委員及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等職務，現已退休。台灣放寬大陸政策後，陳炳基曾經數度回臺，並和李登輝私下會晤，兩人交情之深厚可見一斑。
  
    李薰山、林如堉二人因躲避不及，在一九四八年底同時被情報機關逮捕。李薰山被判處三年半徒刑，出獄後並移送感化教育四年，經七年半之牢獄生涯，才重獲自由之身。據稱，林如堉因在獄中策劃組織反抗活動，經情報單位發現後，于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判處死刑，立刻執行槍決。李薰山、林如堉等人被捕後，曾經為李登輝轉呈入黨申請書的臺大醫學院助教劉沼光接到上級指令，隨後也潛逃大陸。已婚的劉沼光隻身逃往大陸，把妻子留在台灣，劉太太在台灣守了一輩子“活寡”，終身末改嫁。
  
    一九九七年，劉沼光因腦溢血症死於香港。
  
    原“新民主同志會”的成員中，除了脫黨的李登輝外，最後被捕的是李蒼降。林如堉在一九五○年被捕後，于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判處死刑。遞補李登輝的蔡瑞欽，也在原“新民主同志會”被國民黨破獲後，被當局逮捕槍決。
  
    若將己經離去的李登輝不算在內，原先大家自謝的“五人小組”成員，加上後來遞補李登輝的蔡瑞欽、上級指導員徐懋德、和“新民主同志會”關係密切的劉沼光，一共七個人；其中，林如堉、李蒼降、蔡瑞欽等三人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槍斃，徐懋德、陳炳基、劉沼光等三人則是“在組織安排下撤逼到大陸”，安然脫身。（鞍：徐懋德繫於一九五○年二月間，因情報機關追緝日緊，于最後階段偷渡回大陸，現居大陸天津，已自工作單位退休。）
  
    七名和“新民主同意會”直接有關的共產黨成員中，惟獨李登輝可以置身事外，未為國民黨當局逮捕，這種結果是令人很不可思議的。以當時國民黨情報單位的辦案邏輯，只要曾經加入共產黨，哪怕參加共產黨活動只有一天，有關方面拼了老命也會將此人逮捕到案。情報單位既然連李薰山這種領導級的幹部都逮得著。偵騎們難道抓不著每天按時到臺大上課的李登輝？情報單位為何獨厚李登輝，並蓄意縱放李登輝呢？那時的李登輝臺大都還沒畢業，只不過是個默默無聞的書生，抓李登輝究竟有何忌諱？除非李登輝和情報單位有“特殊的關係”或有明顯的利益交換，否則很難教人相信秉持“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的情報單位，竟會擺著共產黨李登輝不抓，大發慈悲，法外施仁。
  
    一個天大的疑惑在我內心深處盤桓著，到底李登輝是不是“叛徒”？他到底有沒有出賣他的同志，釀成同志一個個不是命喪黃泉，便是流落天涯？如此慘禍，孰令致之？
  
    為了解開這許許多多難以解釋的跡團，我親自造訪了年已七十八歲的李薰山。老先生卻親口告訴我，出賣原“新民主同志會”同志的另有其人。李薰山述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間。李登輝走後，陳炳基有個私交不錯的同班同學叫劉招枝，加人了“新民主同志會”。（按：李薰山先生告訴我，有關“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的背景，和李登輝脫黨無關。他說上面要改名的原因，是認為新的組織名字比較“具號召力”。實情是否如此，則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但另據了解，“新民主同志會”改名和李登輝脫黨絕對有關。）劉招枝成為“新民主同志會”成員不久，表現十分積極。他向組織反映，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有位工友，名叫張清杉，此人言行左傾，如果吸收過來，對發展國民黨政府內的組織應有一定程度幫助。
  
    照李薰山的講法，劉招枝吸收張清杉進人“新民主同志會”後，張清杉不斷打探組織的消息。那年的十月間某日，徐懋德突然帶來口信，謂據報新進人員張清杉是個國民黨特務，你們的底細已經由張清杉暴露給政府特務機關，如果不及時離開台灣，恐怕會有性命危險，且會影響組織安全。因此，徐懋德命令李薰山、陳炳基、林如堉三人應連夜撤退到香港，到了那兒後，組織在香港自會有人接應他們。
  
    陳炳基一個人躲在麻瘋病院，而李薰山、林如堉兩人則相約先回家一趟，在家裏住一晚後，再連袂偷渡到香港。李薰山說：“我和林如堉太愛台灣了，太捨不得家裏了，想偷偷回家多住一晚，和親人聚聚，隔天再出發也不晚，沒想到這竟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情報單位的幹員去抓陳炳基，結果撲了個空，而去抓李薰山、林如堉的另一組人，卻將他們兩人逮個正著。
  
    這就是李薰山親口說明有關原“新民主同志會”被破獲的經過。但是，李薰山講述的被捕過程，仍有許多疑點末經澄清。
  
    譬如，張清杉既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遣到“新民主同志會”臥底的幹員，為何只向其服務機關回報了陳炳基、李薰山、林如堉三人的背景資料，卻漏掉了如李蒼降、蔡瑞欽、徐懋德、劉沼光這幾個人？張清杉為何會找上劉招枝這個“新民主同志會”的新成員，在他面前刻意表現積極，引其上鉤，並借此打入共產黨組織，俟機對該一組織發動突襲。張清杉的情報來自何處？是內線，還是外部情報？這提供線索的人是誰？
  
    日後李薰山的判決書上，也凸顯了李薰山上述說辭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判決書的“事實”項下寫得清清楚楚，說李薰山這個案子，是“業經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偵悉分別逮捕”。但是，清楚張清杉在國民黨情報機關工作歷史的人都曉得，張清杉並不是“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的幹員，而是保密局吸收的本省籍幹員。依國民黨情報單位疊床架屋、各自為政的工作慣性，張清杉明明是保密局的人，他怎麼會把自己查悉的李薰山等人的情報線索交給“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去辦，白白送警備司令部一個大人情呢？可知李薰山所說，原“新民主同志會”是被張清杉潛伏而遭國民黨破獲的說法，是存在著若干明顯疑點的。
  
    除非上述疑點都能一一澄清，否則，共產黨內外對李登輝出賣同志的疑雲將永遠難以廓清。
  
    日後李登輝在擔任“總統”後，當昔日“二二八”受難者向他陳情要求政府賠償損失，併為當年政府的錯誤舉措道歉時，李登輝竟亦厚顏地聲稱他“也是‘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對照一九四八年李登輝脫黨後，情報單位竟然立刻動手抓人，他“新民主同志會”的舊日老同志，一個個不是被槍斃就是關人大牢，要不便是亡命天涯，在海外高唱“黃昏的故鄉”。李登輝既未參與“二二八民變”，連“二二八”的邊都沾不上，加人共產黨沒幾個月又中途腳底抹油開溜，甚至還被懷疑出賣同志，這種人自稱是“二二八受難者”，豈不是對受難者家屬和受難者冤魂天大的污辱？
  
    如前文所述，話說“新民主同志會”被當局破獲後，陳炳基靠著其他老朋友的掩護幫助，在當時台北“樂生院”（按：該院係一安置麻瘋病患的場所）工作，整天和麻瘋病人在一道。一九四八年底的某一天，陳炳基和他的一位親戚相偕走在台北西區街頭，遠遠看見李登輝迎面走來。陳炳基看走過來的是“老同志”李登輝，準備上前去打招呼。誰曉得李登輝瞥見是陳炳基朝他打招呼，不但假裝不認識，還側著身子徑自往旁邊的岔路走開，一溜煙不見人影。可見當時李登輝之機警與心虛。這是陳炳基離開台灣前最後一次與李登輝見面。
  
    我有一位堂兄，名徐淵琛，和陳炳基交情不錯，在陳炳基落難時，曾經資助他盤纏。陳炳基為了樂生院病患過年時能品嘗年糕，還曾向我父親要求捐贈紅糖一大袋，父親也慨然允諾。所以我們家族和陳氏也算有些淵源。後來徐淵琛因案被當局執行槍決。
  
    一九四九年二月間，原先四處藏匿的陳炳基終於逃離台灣，赴大陸投奔中共。
  
    號稱為“五人小組”的“新民主同志會”五名成員中，扣除脫黨的李登輝，另外四個成員竟然不是被捕就是亡命海內外，（按：“新民主同志會”改名為“台灣人民解放同盟”，尚有新同志加入。）而且組織曝光遭政府情報單位破獲的時間，恰巧就是李登輝脫黨之後不久的事。那時，固然情報單位已經展開搜捕行動，但一九四八年間，共產黨尚未在大陸取得政權，國民黨情報機關執行任務跑重點仍放在大陸地區，正忙著在大陸和中共作證面交鋒，哪能將重點工作擺在清剿台灣的共產黨呢？因此，認為“新民主同志會”的破獲和李登輝脫黨有關，乃是合理的懷疑。
  
    但是，“新民主同志會”如今尚倖存的老同志，卻聲稱李登輝絕對不會背叛組織，沒有向國民黨告密。李薰山就是持這種觀點的一位。他表示，有人說李登輝因出賣同志而存活，並非事實。他說，李登輝“是因為被警總叫去，調查他是在農復會任內，從美國康乃爾大學回國後之事”。並稱當時李登輝是被蔣彥士保釋出來的。李薰山並表示，李登輝被約談時，他（指李薰山本人）己經出獄，李蒼降、蔡瑞欽等人則己被槍決。他認為李登輝被約談時，其他同志不是已經槍決，就是刑期已滿重獲自由身。
  
    李薰山還說，李登輝只是坦承過去的事情，他的供詞對案情本身“已無影響”，故此事“不能冤枉他”。
  
    李薰山還回憶當他被約談臨回來時，調查人員向他說：“李登輝是已經自新的人了，你往後對外要保密，切莫再談及當年往事……”這段談話，透露了幾許玄機，只是李薰山當時無法突破盲點。他顯然不知道一九六九年李登輝被約談是因為被懷疑涉及黃文雄槍擊蔣經國案（在康乃爾大學時，李登輝與黃文雄時有往來），約談李薰山不過是對陳年老賬重新求證而已。事後證明台獨分子黃文雄案與李登輝無涉，李登輝是清白的。
  
    到底坊間的傳聞有沒有“冤枉”李登輝？我認為有值得商榷的餘地。但是，若說李登輝和“新民主同志會”早在一九四八年，也就是真正由蔣經國登臺主導的“白色恐怖”都還沒實施，就已經被國民黨在臺情報單位破獲的這件事看來，實在很難令人信服。
  
    關於李薰山的講法，我認為仍有許多疑點亟待澄清。而要澄清這段歷史的話，首先就要從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大環境了解起。
  
    現在台灣一般人所說的白色恐怖，大致上可以租分為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也堪稱是國民黨當局在台灣實施高壓統治的兩個高潮期。
  
    第一階段的白色恐怖，是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一直延續到一九四八年底。這段期間，是國民黨軍隊針對台灣島內的暴亂強行武裝鎮壓的時期。這個階段的白色恐怖，執行的主角是國軍部隊，特務機關則是配角；而鎮壓對象基本上以參與“二二八事變”的群眾和領導或參與協商的精英階級為主。第十階段的白色恐怖，國民黨尚鮮少對台灣島內的左傾或共產黨嫌疑分子進行大逮捕或是武裝鎮壓。
  
    第二個階段的白色恐怖，實施時間是從一九四九年底，國民黨在大陸的軍事全面失利而撤退台灣之後，到六十年代末期為止。這個階段白色恐怖的執行主角，是為數眾多的情報機關特務人員，而軍警武力只是執行白色恐怖的後備配角。當年分佈大陸各地派系龐雜的國民黨情報機關，全力清剿島內共產黨潛伏分子。共產黨和台獨分子是這個階段的鎮壓對象。
  
    但是，國民黨政府在尚未撤退台灣之前，也就是第二階段的白色恐怖尚末展開前，就在一九四九年宣佈台灣地區實施戒嚴，這算是第二階段白色恐怖的序幕。隨後在國民黨政府于同年底撤退來臺以後，于一九五○年五六月分別頒布了懲治叛亂條例及檢肅共黨條例，並且以這兩個條例作基礎，第二階段的白色恐怖才真正開始，從此展開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嚴厲的高壓統治時代。
  
    弄清了白色恐怖的階段性特性，就明白為什麼李登輝曾經參與的共產黨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在白色恐怖還不那麼嚴峻的時期——一九四八年年中，竟遭國民黨情報單位破獲，組織成員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損兵折將，八名成員裏邊，三人被殺，一人被捕判刑，三人亡命大陸。而當作者查考當年安金局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所有的檔案資料時，竟然發現在一九四八年間，此事完全末被記載在資料中。可見當年被破獲的，儘是些不受當局重視的小案，根本沒有偵破像樣的潛伏共黨案。這亦間接證明，“新民主同志會”如非李登輝的密告，何以組織最後會全部瓦解？無疑，在第二階段白色恐怖開始前，李登輝已經“將功贖罪”，向國民黨效忠靠攏了。
  
    事後李登輝的昔日同志為李登輝緩頰開脫的種種說法，經常是漏洞百齣，由此更足以證明李登輝當年向國民黨“輸誠”，其技巧是何等的高明瞭，高明到連昔日被李登輝坑害、坐過國民黨黑牢的老同志。出獄後都還要為他“辟謠”開脫。李登輝究竟是用什麼手法讓老同志甘於隱忍不語，甚至為他做些溢美之詞，掩飾其罪愆，顯然不是外人可以窺盡其全貌的。據我的了解，當李登輝任職“台北市長”後，手邊開始掌握行政資源，他使借此良機，大做收攬昔日老同志人心的工作，這也難怪若干人等會對他呵護有加了。
  
    研究過李登輝過去歷史的人都清楚，憑常識判斷，李薰山說李登輝是在農復會時期“被警總叫去調查的”已是後事，而事實上，李登輝早就向“警總”的前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自新；而李登輝去向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自新”的時間，則是在他服務農林廳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五○年左右，而且保釋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父親徐慶鐘。至於李登輝是否曾經在正式“自新”之前向情報單位透露過什麼線索，我不敢絕對說他有；但是，如果為他辯護的人沒有確實證據，也不足以說明李登輝是清白的，更無從說明李登輝和他的組織被破獲脫得了干系。因為的的確確，“五人小組”裏邊，只有李登輝一人是脫黨分子，其他的“同志”在他脫黨後，不是被槍殺，就是陸續被逮捕判刑坐牢，惟獨李登輝二人逍遙法外，怎麼能不啟人疑竇呢？    
    （按：有關“警總”的名稱，一共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在台灣成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陳儀兼司令，體制上歸軍事委員會領導，司令部有兩個辦公地點，一為台北，一為重慶；第二階段，一九四七年五月。為適應“二二八事變”之後的台灣情勢，改名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部”，首任司令為彭孟緝，體制上歸台灣省政府主席節制；第三階段，一九四九年二月，改名為“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省主席陳誠兼任總司令。改隸國防部；第四階段，一九四九年九月，改名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到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為止，歷任司令率由省主席兼任，先後為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周至柔。一九五五年起，保安司令部改受國家安全局指導節制；第五階段，一九五八年七月起，改名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首任總司令為黃鎮球。
  
    “警總”是早年國民黨政府地區性的情報機關，主要任務是檢肅台灣地區的共產黨員和“叛亂分子”，維護這一地區的安定）。


■入國民黨意圖
第九章 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真正意圖
    加入共產黨，後被懷疑以背叛共產黨、出賣同志為能事的檢舉，在他加入共產黨的二十三年後，又于一九七一年加入了國民黨。
  
    李登輝在農復會時一位同事親口告訴我，在李登輝要加入國民黨前夕，他告訴李登輝，他正在申請退休。李登輝勸這位同事：你這時候退休幹什麼？年紀還不到嘛，不妨和我一樣，也加入國民黨，大家一起打拼。
  
    這位同事搖搖頭說，我過得好好的，入黨幹什麼？何況國民黨政治那麼黑暗，何必去蹚那渾水？
  
    李登輝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樣說：“你要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就是反對國民黨，所以才要加入國民黨呀！你說國民黨政治太黑，我們一起把污水變清水嘛！”
  
    李登輝接著向那位同事明示：現在要搞政治的話，不加入國民黨怎麼行？只有入黨將來才有搞頭。他發現李登輝似乎已經變了個樣，以前他出言必罵國民黨，現在卻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反倒要參加國民黨了，顯見李登輝是為了攀附國民黨，著眼于入黨後能得到政治利益。
  
    他告訴李登輝，你既然覺得參加國民黨有利未來發展，那是價錢的看法，我和你道不同不相為謀，你去入黨吧！
  
    李登輝加入國民黨，是他被蔣經國提名為政務委員前一年的事情。他很可能是得到長官“暗示”，在加官晉爵的誘惑下，加入了他早年一貫狠毒批評、一貫主張打倒的國民黨，並且在七年後，成為這個黨的主席。這如果不是李登輝的造化，或是國民黨的氣數，還能作何解釋呢？
  
    一九七八年五月，蔣經國當選“總統”，李登輝被提拔擔任“台北市市長”。
  
    李登輝當上“市長”後的某日，“台北市長”安西路舊“市政府”大樓的“市長”辦公室，來了一位衣著陳舊的半百老人。“市長”辦公室的秘書人員詢問這位老先生有何貴幹，老人只說他是李登輝“市長”的老友，因為多年未曾謀面，聽說老朋友高升“市長”，今天特地來打個招呼。公家單位的秘書人員，每天的職責就是安排“老闆”的行程，初步決定哪些人該見，哪些人不該見；見面的該哪天哪時見，不該見的要如何禮貌地回絕掉。除了很熟的人，絕少有一來就安排見面的。因此，秘書開始只是淡淡地敷衍他說：“‘市長’今天很忙，你可不可以等我安排個時間，再通知你？”
  
    老人臉色開始顯得有些不耐煩：“我真的是‘市長’的老朋友，快三十年沒見過面了，麻煩你進去幫我通報一下，我只耽誤他幾分鐘時間就行了。”秘書見來人賴著不肯走，只好耐心地向來客委婉說明“市長”今天的確很忙，暫時實在排不出時間來。
  
    這位老人先生這下發火了，大聲叫嚷著：“我是他三十年的老朋友了，明明在辦公室裏面，雖然閉門不見客！LEE TOKI桑！LEE TOKE桑！”老人看起來瘦弱，拉開嗓門大喊的時候，聲音驚動了一旁警衛，他們想連忙制止，可是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在大家一陣錯愕之間，李登輝一臉詫異的表情從“市長”室走了出來，見到這位老人立刻故示親熱地說：“原來是你，明哲，快三十年不見了吧！”李登輝迎上前去，和郭明哲握手。
  
    那次的會見，是“新民主同志會”瓦解後，李登輝和當年常造訪“普羅寮”之訪客郭明哲兩人頭一次見面。但是，連外人都可以明顯感受到，李登輝是在極其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接見郭明哲的。
  
    據大家事後推測，李登輝如此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認為，自己目前已經貴為蔣經國內閣閣員，既然做了官，自然不能把自己過去最見不得人的一面公諸於眾。所以，他要秘書人員盡力推辭郭明哲會見的請求，大不了相應不理。偏偏郭明哲硬是求見，不但高吼李登輝的名字，而且還刻意用日語呼喊李登輝的名字，逼迫李登輝非得出來見客不可。
  
    李登輝對早年這幾位尚健在的“政治難友”是有相當忌諱的，極盡隱忍與安撫之能事，除了發生前述“強行求見”事件之外，郭明哲夫人係台中縣級民意代表，一九九六年正當民選“總統”選舉期間，李登輝在台中縣與郭明哲夫婦不期而遇，當場表現得非常親熱，令隨行人員十分訝異，猜不透郭氏夫婦究竟是何方神聖？（郭明哲已于一九九八年病逝）。
  
    另外，李登輝偶然得悉已故李蒼降之女兒李素慧服務於新光醫院，任腎臟科主任。當時李登輝剛當選民選“總統”，某日竟紆尊降貴親往新光醫院探望，並由李素慧全程陪同向醫院員工謝票，引起一陣騷動。不過事後李素慧並未因蒙“龍恩”而獲益，反遭同事排擠，現已離職，自己在三重市開業。至於與李登輝交情更深的陳炳基，在大陸曾任高職，備受禮遇，與中共高層關係匪淺。在台灣解除戒嚴、放寬大陸政策之後，曾于一九九四、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一九九九年四次返臺，並和李登輝私下會晤，接受邀宴。尤其是一九九六年李登輝當選民選“總統”，就職大典時，陳炳基夫婦及其兒子三人均是受邀觀禮之貴賓。據說陳炳基為了出席盛典，還在台灣訂做了一套新西裝。
  
    陳炳基對當年與李登輝交往往事及反台灣後與李登輝晤面事對外不願多談，只透露相別數十年兩人再見面時，李登輝感嘆地對他說：“炳基兄，當年我們都是幸運逃過大劫難的人……現在都已經老了……”
  
    陳炳基對李登輝相當“保護”，當被詢及當年李登輝參加及離開共產黨始末事，非常保留，不願吐實。但也曾私下對他一位親戚，也是與我時有往來的長輩說：“我不能多講，否則恐怕回不了台灣……”
  
    以李登輝現實、無情之性格，對當年政治難友竟表現得出奇“念舊”與“禮遇”，其中緣由，就有待讀者自行深思了。


■風流擁午妻
第十一章 李登輝的白色恐怖之戀
    身為台灣“元首”，李登輝的婚外情，市井間各式各樣的傳聞實在不少，但是，據我了解，這些傳聞多半屬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沒有確切的證據。
  
    最常聽到的一種傳說，是與某黃姓無黨籍政要親戚有關，這個傳聞若干年前曾經甚囂塵上，不但民間基層議論紛紛，黨政高層也竊竊私語，許多官太太私下聚會時，更常拿這一話題作茶余飯後閒磕牙的話題。這些官太太們聽到的傳聞不少，但多半得不到有力佐證。
  
    有一次，一位院長級的夫人忍不住好奇心，向曾與李登輝夫婦私交甚篤的一位知名臺籍官夫人打聽：“聽說李登輝外邊有小老婆，還有私生子，這到底是真是假？”這位臺籍官太太聽了之後，不知如何回答，因為她實在不知道實情。
  
    在某些場合裏，我也曾經遇到類似的場面，遇到朋友向我詢問查證，我當時也只能搖搖頭，答稱不知情。早些時，我對這些友人所聽聞和所指涉的交往情節，坦白說我也實在不清楚。
  
    因為問及李先生紅塵往事的人實在太多，我曾經就類似的傳聞就教于一位與黃姓政要相當熟悉的友人，而他的說詞和外界的傳聞有所出入。這位人士告訴我，傳聞中的女主角姓石，彰化埔鹽人，乃是黃姓政要的乾女兒，而非親戚。這位石姓女子，原來是黃姓政要介紹給李登輝當秘書的，所以導致外界傳聞兩人關係親密，還說他們生有一男，現隱居美國。但因為這位友人也提不出更有力的說法，所以我相當懷疑傳聞的可信度，所以此說不足採信。
  
    不過，以我的了解，李登輝的紅粉知已，其實另有其人。
  
    大約四年多以前，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從某位長輩的談話中聽到李登輝和某夫人戀情的傳聞，對方是早年台北市艋舺（現今之萬華）某富商望族的長媳，其夫婿于一九五四年前後過世，結婚十年，育有二子四女。這位長輩早年和李登輝夫婦曾經有很密切的往來，雖曾提到這段傳聞，但對那位女士的真實姓名，具體的背景，都未有明確之交代。所以，席間我始終抱持著姑妄聽之的心理，純粹當成是茶余飯後的趣談而已。
  
    山不轉，路轉。就在三年多以前，我到美國洛杉磯，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了傳聞中的這位女主角的近親親屬，從她口中我證實了這段“特殊的男女關係”，而這位年輕時即孀居的女士，也就是當年一度令曾文惠女士情緒極度抑鬱，並暫撇下年幼子女，遠赴美國千里“護夫”的那位女士。
  
    從這位近親口中，我全盤了解了李登輝和那位女士效的過程及進出其家庭的細節。由於我透露這段隱密的友人和李登輝及這位女士的關係非常密切，許多場合他都跟隨左右，可以說是活生生的一位證人，可信度不容懷疑，再對照一些重要情節和蛛絲馬跡，隱藏在心中多年的謎團終於漸漸解開。
  
    不論你是“總統”、“院長”、“部長”……只要是公眾人物，就沒有永遠的秘密！人民也都有探究這樣的秘密的權利，並借此檢驗公眾人物的政治道德水準。除非你不做公眾人物，否則就難逃這種“檢驗”。
  
    對於李登輝先生與這位夫人的戀情，我本無心繼續追查，甚或公開揭露它，但是，當一九九九年五月間，我閱讀了李登輝先生所著的《台灣的主張》一書，包括後記部分，一共有好幾個段落的文章，皆在闡述他對夫人曾文惠女士的情深義重，還特別提出對曾文惠女士的感激，字裏行間不斷展現他的恩愛不渝。李登輝不嫌詞費、不斷重復述說他“有情有義”的目的，無非是要塑造他在台灣人民心目中“好丈夫”、“好父親”、“有情人”、“好男人”形象，以換取台灣民眾的深切感動，企圖永久鞏固其不配的形象。
  
    看到李登輝書中這幾段文字，我不禁感慨萬千。我也許可以體諒李登輝在晚年為了表達他對曾文惠女士的歉疚、愧疚及贖罪的意念，但李登輝不能訴諸文字，用這種誤導、欺騙的手段，欺瞞台灣民眾來討好曾文惠女士。
  
    因為事實真相並不是像李登輝形容的那樣，真正的情況已經擺在眼前，李登輝先生曾經在感情生活上背叛其夫人曾文惠長達20餘年。荒謬的是，甚至在所謂白色恐怖年代，曾文惠女士陪同李先生共患難，共同走過白色恐怖苦難歲月時，也正是李先生感情走私之際。李登輝竟然能眼睜睜地抹殺這段歷史，如此欺世盜名，嚴重混淆視聽，知情的我豈能不予揭發，並將所知的事實部分，公諸於眾？這是我揭露真相的出發點。
  
    男女私情，人性本能，自古有之，於今尤烈。但是，我必須強調，事件的女主角，目前已進入兒孫滿堂的花甲暮年，目前和兒孫輩定居美國，過著恬淡的晚年生活。為了不干擾她的平淡歲月，顧及並維護她們起碼的人格尊嚴，在文中我必須姑隱其名。
  
    由於李登輝這宗“風流韻事”發生的背景適值台灣白色恐怖最高潮的階段，島上多數的異議分子，不是已經被監禁，就是已被處決；殘存的異議精英，也都是噤若寒蟬，保命猶恐不及。而李登輝卻在這個節骨眼醞釀“風流韻事”，故而我姑名之為“李登輝的白色恐怖之戀”。
  
    多年以來，埋藏在李登輝內心深處的秘密，不斷在太平洋彼岸，一位年逾花甲的張女士心頭盪漾。她細數逝去的歲月，回憶著自己大半生坎坷的道路。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及她和李登輝共同所保有的好個天大的機密令她值得珍惜。雖然張女士和她的十七個兒孫，都清楚她和李登輝之間的“特殊關係”，也都清楚她和李登輝之間存在著一個近四十年幽涉飄忽的情感世界。基於對老人家的愛，大家都不忍心揭開原本遮覆在老人家臉上的這層面紗，情願這個天大的秘密，有朝一日能隨著生命的結束而結束，就像飄零的落花，隨風而去化為烏有。
  
    在漫長的異國歲月裏，太平洋彼岸的張女士經歷了無數個“看海的日子”。她在一九九一年寫給同學的一封信上吐露了內心世界微妙而複雜的一面——
  
    首先，對為發行“雲水”而竭盡心力的同學們，表示由衷的謝意。在紀元二千六百年（按：此年代係日本紀元）入學的我們，也已成了六十多歲的老太婆了。好不容易才度過世事多變的人生，隨著孩子們赴美留學，我現在長住美國。內外孫合計十七人，在同居同學中，恐怖是最高紀錄吧！早在十年前，在台北的家裏開同學會那天，有二十幾位同學到場，那種喜劇至今難忘。那時，我請大家寫下出生年月日及住址時，有人打趣說：“要為我們做生日嗎？”目的的確是如此，返回美國後，我就依各人的生日寄送賀卡，以後還特別有書信往返的兩位，其中之一是現已亡故的蔡某某。當獲知她罹患癌症通便困難時，就寄了通便劑給她。接到來信說，她一人在山上的家過著靜養的生活，實在令人心痛，雖勸她雇個傭人，但可能她的婚姻生活非常寂寞，她說：“一個人比較輕鬆”，道出她的心酸。當我因耶誕節及新年的家庭團聚，從智利回來時，接到她的訃聞，有無限的哀思。
  
    另一位是李某某，她寫給我的永遠是文情並茂的信。所以一有空，就反復閱讀，讓我沉浸在濃厚的友情中，那種遠于親人的體諒，委婉的曉諭及勉勵的話語，一直是人生的典範。
  
    李某某戰勝病魔，還將與病魔搏鬥的生活情況詳細地來信告訴我。在她病中，我一點也幫不上忙，心中一直充滿了歉意。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我參加了京都的同學會，二十一屆的同學只有我一人。原本期待能見到一個同屆的，但……不過能見到九十八歲的校長先生，實在高興。聽說去年有同屆的同學特地去為校長先生的百歲誕辰祝壽，可見敬愛恩師的心情，大家都一樣啊！
  
    願大家健康地迎接二○○○年
  
    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張XX（按，原文是以日文書寫）
  
    張女士，是光復前知名的台北第三高女（現為台北市市立中山女中）第二十一期畢業的高材生。第三高女，是她懷抱少女情愫、編織慘綠夢幻的地方，也是改變她這一生命運的地方。
  
    這所女子學府，在日據時代是專供仕紳階級家庭出身的台灣女子進修的最高學府，許多世家子弟或是官宦之後，也喜歡娶第三高女畢業的少女作為自己終身伴侶，所以，許多人視第三高女為培養名門望族妻子的養成所；而部分沒把握考取第一高女或者第二高女的日本女子，則與台灣女學生一起參加第三高女的入學考試。日本辦教育向以嚴格出名，第三高女的學生成分，固然主要收的是台灣女子，但是，其辦學的嚴格，絕不比專收日本女孩的女子學校差。第三高女刻板而制式的學風中，迫使張女士浪漫的少女情懷提早結束。
  
    第三高女校規規定，學生不準乘坐巴士上下學，甚至連騎單車也在禁止之列，更別說坐黃包車了。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學生不論你家庭環境是否富裕汪律必須步行上學，只有在生病時，才被允許乘坐巴士上下學。至於為什麼會有這麼一道規定，根據學校的講法，主要是為了訓練學生走路的體力，以適應戰時之需要。
  
    基於軍國民教育的精神，學校在日常生活中訓練學生養成刻苦精神。譬如，第三高女規定，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從自家帶便當，作為自己的午餐，不論盛暑或是寒冬，學生都得吃冷便當，學校不提供蒸煮便當的設備，也不允許學生吃熱便當，這也是學校當局訓練學生吃苦耐勞的一環。
  
    學校惟恐時值青春期的中學女生，受了外在環境的刺激引誘，性格上發生變化，老師們組織了一個名為“教護聯盟”的團體，專門在校內外管制學生的生活動態。“教護聯盟”除了嚴格限制住校學生的生活作息，所有學生在校外的活動，也都列入管制。當時第三高女有一條規定，任何學生未經學校許可，不準擅自去電影院觀賞電影。即使想看電影，也只能在立案的一家“學生館”內，觀看經過審查檢驗的電影。這家“學生館”，就位於台北市後來開設“紅樓戲院”的附近，放映的片子不外乎像社教片之類的電影。通常學校方面大概每隔一個月，就會由老師帶隊，師生們一起去“學生館”看電影。
  
    如果學生想個別去觀賞電影，必須先取得校方發給的看電影“許可證”，有了這紙許可證，到電影院進場時才不會被學校“教護聯盟”的老師或電影院查票人員登記姓名，向學校告發受罰。
  
    學校在下午3點半放學後，還硬性規定所有學生必須參加課外活動，而且活動的項目，並非依照學生本身的旨趣或者意願，而完全由老師依據自己對學生的格性和專長觀察，指定學生參加哪一項的活動。不管是射箭，還是球類運動，完全按老師的安排決定。
  
    照第三高女的慣例，從三年級起，學校開的音樂課規定學生一定要學風琴。第一年，學校會從學生裏頭挑選最優秀的六個人，讓她們學鋼琴，並且在遊藝活動中，表演鋼琴演奏。除了音樂課程以外，學校對手藝和語言也很重視。手藝課裏，主要教學生刺繡編織毛衣，語言課程主要有英語課。
  
    當年第三高女學校之教學課程及方式，純然是為社會仕紳階級培育未來秀外慧中之主婦，也可稱是高等“新娘學校”。
  
    在這樣封閉而嚴苛的學校教育下，張女士當過她就讀的“松組”班長，代表班上出席過班長會議，在校內成績始終保持名列前茅，是人人稱羨的模範生。
  
    高三那年，張女士向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透露，過了年她就要結婚嫁人了，那年，張女士年方十七。幾個和張女士形同姐妹的同學和張女士聊天時得知，張女士未來的丈夫，是台北市萬華某位富商的大少爺，還是留學日本“神戶商業大學”學成回臺的高材生，儀錶堂堂。同學們都為張女士能覓得金龜婿而感到高興。
  
    說起兩家的姻緣，真還有幾分天意註定。這位世家少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畢業于日據時代專供台灣優秀學子就讀的高等學府——台北高等學校，是第十四屆文科甲班的學生。“高等學校”畢業後，家族滿心希望他日後能承襲家業，所以，特地再送他渡海去日本深造，就讀日本“神戶商業大學”商科。
  
    自“神戶商業大學”畢業後，正是二次大戰打得最激烈的階段，日本已經處於挨打的狀態，日本的幾個重要城市，每天都得躲空襲，這位大少爺在日本得知台灣也受到美國飛機的密集轟炸，憂心家裏情況，因此，更是歸心似箭。一九四五年奏，這位大少爺收妥行囊上船準備返回闊別近四年的台灣。沒想到，大少爺搭的那艘輪船，行駛到一半，遭遇美國潛艇攻擊。在一連串的爆炸聲中，輪船迅速沉沒。許多乘客在驚濤駭浪中溺死，不幸中的大幸，大少爺經歷了好幾個小時的載沉載浮漂流後獲救。
  
    誰曉得，奇跡生還後的大少爺，大概是在溺水過程中，受了驚嚇的緣故，竟然患了憂鬱症。張女士的祖父，是台北知名的中醫師，吃了張老醫師的幾副藥，世家少爺的憂鬱症終於痊癒。張老醫師在為這位公子看診過程中，見他是一表人才，相貌不俗，又是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世家子弟，從此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而這位少爺家裏也得知張家有女初長成，還是首屈一指的台北第三高女高材生，秀外慧中，品貌端莊，在媒妁的撮合下，便玉成了這樁婚事。
  
    於是，張女士便在高三寒假期間和意中郎的這位大少爺訂親，寒假結束開學時，同學都注意到張女士手上戴著訂婚戒指，臉上洋溢著喜氣。
  
    婚後，張女士和這位大少爺的感情很和睦，十年間，生下了二子四女。但是，不幸的事情卻在婚後第十年發生了。張女士的公公在一九五四年去世，家大業大的夫家，昆仲眾多，立刻面臨分家的命運。當初，張女士的公公尚在世的時候，親屬之間發生過幾次嚴重爭執，公公在世期間，家產之事始終不曾解決，這會兒公公突然去世，早年夫家發生過的爭奪家產風波，更是愈演愈烈，再度成為家族間爭議焦點。
  
    如今公公亡故，親屬間謀奪家產的戲碼立刻上演。張女士的先生個性保守，憂鬱溫和，無能正面抗衡，何況離家在日本待了幾年，自然不像其他對家產的事情了若指掌，加之過去鮮少過問家產事宜，過世的父親屍首猶有餘溫，乍然面對家產問題，當然茫無頭緒，經與親屬幾番爭執，張女士的丈夫不免亂了方寸。親屬侵奪家產，最後竟然演變為既成事實，原本就有精神官能症老毛病的丈夫，盛怒之下，竟自殺身亡，享年僅三十七歲，遺留下二十八歲的未亡人張女士和六個稚齡孤兒。
  
    短短幾天內，竟然有兩位男主人接連世過，家族內部人心惶惶。然而，分割家族財產的糾紛仍未解決，兄弟鬩墻愈演愈烈。夫家家產糾紛案，最後竟演變成停棺事件。張女士氣憤之餘，置備三口棺木，除了安置公公和丈夫的兩口棺木，還留了一口空棺木，這三口棺木全部停放在自家廳堂，暗示她已抱必死之心，不惜隨時和其他親屬拼命，了斷此生，和丈夫一起離開人世。
  
    縱使爭產問題不斷擾著張女士，畢竟她已經有兒有女，為了孩子，張女士只有忍辱負重，繼續和丈夫的親戚週旋。財產總是獲得根本解決已經是多年後的事。
  
    丈夫亡故之後的悲苦歲月中，驟失丈夫的痛楚和家業分割不公的憤恨，幻化成一場接一場的夢魘，在張女士內心深處盤繞不去。孤兒寡母，在台灣舊社會的大家庭當中，原本就是最弱勢、最孤立無援的族群。自從丈夫去世之後，張女士立誓把全副心力放在子女的教養上，她希望從子女的身上實現她已經在年輕時代破滅的夢想。然而，實現夢想的道路竟是如此漫長而孤獨，面對著年幼的孩子和家庭猶待繼續開展的產業，她為了振興產業和關切孩子教育，裏外奔波，但是，遭逢的挫折和難題，也不免使她一度陷入焦躁不安的痛苦深淵之中。
  
    就在張女士心靈深處最無依靠的關鍵時刻，一位男士闖進了她的世界。這位男士，就是李登輝先生。


■偷情的家教
    李登輝論台北高校的輩分，比張女士的丈夫小。張女士的丈夫是台北高校第十四屆的畢業生。當年，台北高校的學生，是全台灣學業程度最好，學生出身背景也最富裕的一所明星高等學校。而張女士的丈夫也是那時台北高校表現十分突出的一位學生，家裏又是萬華的名門大戶，既有錢又有勢。而李登輝則是完全不同的典型，他既無赫赫有名的家族出身，功課也不挺好。李登輝畢業自淡水中學，淡水中學雖說也有悠久的創校歷史，可是，一般襲染濃厚門第觀念，又有幾許階級意識的台北高校學生，是絕對不會把淡水中學畢業的少年看在眼裏的。李登輝是台北高校第十七屆的學生，一九四三年畢業，比張女士的丈夫低三屆。張女士的先生因而認識李登輝。但是，出身背景高的他，如何與出身平平之李登輝結交，後來甚而往來密切，不得而知，不過應與李登輝主動親近逢迎有關。
  
    李登輝究竟是如何高攀進入張女士的夫家？又是在什麼情況下走進張女士的內心世界的呢？據我的深入了解，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張女士第三高女一位交情很深的同班同學告訴我的；另外則是和張女士關係極親近的張女士夫定家族成員透露的。
  
    原來，張女士的先生過世後，家中事無大小，幾乎都落在張女士一個人的肩頭，這些年幼的孩子逐漸成長邁入學齡，並且開始識字讀書，偏偏孩子的玩心重，對書本興趣缺乏。夫家本來有濃厚的門第觀念，孩子的教育更被重視。夫家家大業大，丈夫年幼時代，公公沿襲幾代以來的老規矩，延請家教，到家裏教大少爺讀書。所以，如今孩子到了啟蒙時期，自然不能免俗，照例得請個家庭教師，到家裏督促並教導孩子讀書。但是，張女士鎮日忙著家務，到底該請誰來擔任家庭老師，確是一件令她煩心而難以拿定主意的事。很巧，有一天，一位曾經在淡水中學擔任過李登輝老師之日本友人來訪，無意中提及小孩家教事。日本老師告訴張女士，你先生過去有一位學弟叫岩里正男，你說不定也見過或者認識，他的中國名字叫李登輝，此人台灣大學畢業，先前在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服務，目前在合作金庫做研究員，學問不錯，如果你聘請到他擔任家庭教師，教導令公子，也是很適合的人選。
  
    “LEE TOKI桑”——李登輝的日文譯名，這個名字對張女士來說，並不陌生。她想起丈夫在世時，一些台北高校前後期的同窗契友，會聚集到夫家寬闊的廳房裏擺龍門陣，批判現狀，嘲罵時政。大夥清談半天談餓了，張女士的丈夫就叫廚房準備幾桌酒菜，大家飲酒作樂，醉罷而歸；其中一位LEE TOKI桑高大而斯文的身影，高亢而激烈的言論，都在張女士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夫家有錢有勢，先生的同窗好友知道跟著他，非但不愁吃喝，說不定日後還可大展鴻圖。從台北高校時期，前後期的同窗，便自然圍繞著蔡家大少爺，結合成一個小圈子。
  
    丈夫過世後，昔日稱兄弟的老同窗，較少出現。大家想法裏邊都認為，畢竟張女士孀居期間，任何大男人上門，終歸不便，更何況和張女士也不像她先生那麼熟，再說人在人情在，人既然不在了，過往的情誼也就淡薄了；即使繼續進出張女士夫家的人，又何嘗不是基於過去和張女士丈夫的一點情面，或者說看在張女士夫家終歸還是萬華一大家族。因此，當多數同窗老友都避諱再到夫家時，惟獨LEE TOKI桑逢年過節進出蔡家，對蔡家大小噓寒問暖，問張女士有什麼他可以幫忙的，叫她儘管講別客氣。張女士因而對李登輝的熱忱留下極佳的印象。
  
    更由於日本老師引介，張女士毫不考慮地延聘“LEE TOKI桑”為蔡府“西席”，外邊的親友也都將李登輝進出張女士家門，視為尋常事情，不會將它和什麼違背人倫的印象聯想在一起。自此，李登輝每天從合作金庫下班後，就幫張女士的幾個兒女輔導功課，在他的嚴格教導下，大少爺的這幾位稚齡的少爺、小姐，課業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是，據張女士夫定一位家庭成員告訴我另外一種說法：李登輝和張女士的先生已經是舊識，他在張女士的丈夫去世後仍繼續出入其夫家，“擔任家庭老師”，僅僅是對外的一項託辭。事實上，“LEE TOKI桑”在張女士丈夫過世不久，即經常出入張女士夫家，為爭取家產權益問題，甚至在張女士的丈夫停棺在家期間，李登輝也盡了不少力，張女士甚為感激。後來又以代為照顧學長家族為藉口，和張女士接近，以拉攏關係。當時，張女士的孩子們進入就學階段，李登輝借經常出入其夫家的機會，教導張女士的兒女們讀書，補習功課。所以，即使不經由日本教師的引介，李登輝仍然會名正言順地成為張女士夫家的家庭老師。
  
    李登輝既然做了家庭老師，對張女士夫家家族內部錯綜複雜的朱門恩怨，當然了然於心。張女士委身夫家這種舊社會大家族裏，又是孤寡無依的婦道人家，要拋頭露布料理家族內外各種事務，有時候難免諸多不便。李登輝既然受聘為西席，和張女士的先生又是台北高校前後期的同窗舊識，除了好好管教張女士和學長生的兒女們，李登輝不免使命感油然而生，自認有責任代替已過世的學長照料家小。所以，初入張女士夫家的李登輝，總是極盡細膩之能事地為張女士百般設想。日子一久，張女士似乎也在無形中對這位“LEE TOKI桑”，產生了依賴的心理。張女士凡是遇到任何棘手難辦的麻煩事，都會找“LEE TOKI桑”商量，請他動腦筋出個主意，甚至請他出面幫忙解決；而李登輝也能儘量不負所托，圓滿解決。他曾經不止一次告訴張先生，幫學長照顧學嫂，是天經地義的事，幫這點小忙實在不足挂齒。張女士對樂於助人的李登輝，始終心存感激，李登輝協助她度過了漫長的淒寂歲月，更給予她撐持這個家族的勇氣。
  
    “LEE TOKI桑”的協助，對張女士這位弱女子，該是多大的一股助力啊！
  
    李登輝和張女士都受過近20年日本殖民教育，兩人的家庭在日本統治時期，都是所謂的“國語家庭”出身，（按：“國語家庭”通常是徹底屈服於日本統治者的“榮譽”表徵，只要台灣人全家老小平日都講日本話、冠日本姓氏、供奉祭拜日本神位，就可以得此“殊榮”，並享受較豐足的戰時食物配給。）因此兩人之間相處很容易就變得熱絡起來。李登輝的太太曾文惠，亦是張女士前期學姐，曾、張兩人在學校時，彼此並不熟稔，兩人逐漸熟識，還是李登輝擔任張女士夫家家庭老師以後的事。
  
    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張女士對心目中這位滿腹學問的“LEE TOKI桑”，也由先前的依賴，不自覺地發展產生了敬愛的情愫。這廂，李登輝一方面甚是憐惜張女士的孤獨無依，另方面也頗為心儀張女士的秀外慧中。
  
    有一次，一位張女士夫家家族成員親口透露，李登輝曾經親口很感嘆地告訴她，張女士無論是氣質、內涵和外貌，都是此生遇過最具代表性的傑出時代婦女，強過自己身邊所有的女性，哪怕自己太太都遠不如她哩！李登輝每講到這兒，就不禁唉聲嘆氣，意謂真可惜啊，這麼好的時代女性，偏偏紅顏薄命，天不從人願啊！
    儘管兩人相互傾心，但畢竟張女士是新寡之身，固不論背後還有大家族的嚴峻門規，也無法罔顧社會的道德戒律；況且，李登輝本身也是有家室妻小的人，還曾經是“省政府農林廳”年輕的公務員、合作金庫研究員、後來轉任農復會技士，台灣大學為人師表的教職員，本身雖然尚談不上是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仕紳階級，至少也是個知書達禮的讀書人，豈可在行為舉止上稍有造次？門風規矩也好，道德戒律也罷，有似天羅地網。但是，人心終歸是肉做的，人終究不是神，即使能坐懷不亂、四大皆空，三百六十五天裏，難免會有動心忍性、意亂情迷的時候。此刻，不管是門風戒律，不論是道德規範，再聖潔的人都逃不過內心世界天人交戰的挑釁。
  
    張女士和“LEE TOKI桑”之間，隨著時間醞釀的情愫，慢慢在兩人內心世界中發酵，兩人關係的微妙轉變，最後連張女士的尚未成年的子女都覺察到特異狀況。五十年代末期，李登輝和張女士最密切的那段時期，李登輝中年下班後，時常不回自己家裏，而直奔張女士家。張女士為他準備好菜飯，招待他用餐，再留他在家裏休息，服侍他睡午覺。到接近上班時間，再由張女士叫醒他，赴農復會上班。
  
    但是，基於“LEE TOKI桑”是他們的西席先生，是望之儼然的嚴師、長輩，怎可質疑他的人品和行為？所以，明知“LEE TOKI桑”和張女士相互依賴，眉目對望之間異乎尋常，大家也只有睜只眼、閉只眼了。
  
    自稱曾經吃過“白色恐怖”苦頭的李登輝，從年輕時代以來，雖然放言高論，驕矜自持，眼睛經常放在頭頂上，但平日行事風格向來十分謹慎，他自認即使中午和妻子曾文惠撒個謊，找個冠冕堂皇的藉口，兀自一人跑到張女士家裏吃飯、小憩片刻，妻子縱使再怎麼細微精明，明察秋毫，也不會察覺自己去了什麼地方。


■怨婦曾文惠
   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女人也永遠比男人多一份敏感，特別是當她的男人露出異狀蛛絲馬跡的時候。
  
    曾文惠第一次起疑，是陪李登輝帶著孩子全家到張女士家裏做客。
  
    那時，李登輝夫婦的三個孩子中，老大李憲文已經有七八歲左右，幺女李安妮不過三四歲光景。到張女士家做客那天，張女士當然表現出十分親熱的態度，拿了許多點心招待李登輝夫婦一起聊天，曾文惠因為要照顧小孩的緣故，和張女士之間的交談時常被小孩的吵鬧打斷。等她把孩子安撫好，準備和張女士繼續方才的話題時，發現張女士和李登輝正談得入神，第一次到張女士家，曾文惠根本沒把此事放在心上；可是，去張女士家的次數多了以後，她開始起疑心，為什麼每次她和李登輝聊天時，張女士總是巧妙走避，去逗弄她的孩子們，而只要曾文惠有事離開一會兒，張女士就隨即和李登輝在客廳一角竊竊私語，等她回來後，張女士非但很機警地再跑來和大家在一塊兒，而且表情總有些不尋常。
  
    曾文惠和李登輝帶孩子去過蔡家幾次，類似的情況卻屢試不爽，曾文惠當然警醒到可能內情不單純。她想不透張女士究竟為什麼行動如此詭秘？為什麼丈夫和張女士談話時要刻意避開她？難道是張女士和自己丈夫有難言之隱？苦思到最後，曾文惠也不排除是自己太過敏感。但，如果是自己的多疑，或者是一種巧合的話，為何類似情況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一連串的疑問教她百思不得其解。
  
    疑惑愈積愈多，讓人感到鬱悶難解，曾文惠只好藉故去找一位老朋友寶貝姐聊天解悶。
  
    這位被昵稱為寶貝姐的女士，是曾文惠早年在台灣銀行工作時的同事，最初不過是點頭之交，彼此間少有往來，後來因為一塊兒做家庭禮拜，朝夕相處後，交稱莫逆，幾個女士便結成了手帕交。
  
    寶貝姐的夫家是廈門大戶人家，家世極為富裕，早年在一般小康之家擁有單車代步甚至安步當車的年代，她已經是進出坐自家車代步的有車階級。曾文惠和李登輝兩夫妻當時出入也只是騎單車，所以，看在眼裏，當然對寶貝姐的豪門派頭，頗為羨慕，因此想盡各種辦法和機會接近寶貝姐，只要一有機會就設法巴結她。寶貝姐為人豪爽，曾文惠使盡牛皮糖式的黏功，逢迎有加，自然和寶貝姐結交成無話不談的閨中密友。
  
    曾文惠表情憂慮地把原委和寶貝姐訴說一遍。
  
    曾文惠向寶貝姐抱怨，已經不止一次，她陪李登輝帶著孩子到張女士家，當李登輝和曾文惠談話的時候，張女士就避開李登輝夫婦，和小孩聊天，但只要曾文惠一轉身，張女士就來和李登輝竊竊私語，等到曾文惠一齣現，張女士又技巧性閃躲，她實在想不透，裏頭究竟有什麼文章。
  
    憑女人共同的第六感經驗，寶貝姐臉上難掩驚訝的表情。她兀自思考了片刻，認為不論李登輝和張女士間發生了什麼事，兩人關係有多深，此刻也不應再去激化曾文惠的情緒。她只好和顏悅色地勸慰曾文惠，既然有不愉快的感覺，那你以後最好避免去張女士家，這不就沒事了嗎！
  
    寶貝姐和曾文惠同樣是受日本教育的老輩台灣婦女，日本式的家庭文化陶染下的傳統婦女普遍都有一種觀念，先生在外面的事情，只要不影響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應該儘量大事化小為宜。哪怕就算掌握了丈夫拈花惹草的證據，做太太的人最好擺在心裏較妥，將之鬧開來，攪成軒然大波，反而對大家都不利。這應該是寶貝姐勸曾文惠“今後少去她家”的原因。更何況，不管怎麼講，張女士夫家也算是大家族，而李登輝也是有家有眷的已婚男人，諒他不致做出拋家棄子的不理智行徑吧？寶貝姐一方面分析事理，讓曾文惠能釋懷，另方面也好言相勸曾文惠切勿把事情鬧大，以欲擒故縱的態度面對一切，李登輝即便想走也不會走遠的。
  
    但是，事情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般單純，一九六五年，李登輝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深造。李登輝離臺後的某日，曾文惠突然跑到舍下求見我家父母。家父母見她神情憔悴，似乎事態嚴重，故而和她辟室密談良久。當天，我並不清楚曾文惠為何事來家裏，畢竟曾文惠當時經常來舍下，我年紀還輕，怎會湊近去聽他們講些什麼話。事後我才得知，曾文惠和家父母談到激動處，曾經灑淚當場，數度哽咽。原來，曾文惠不知從哪邊打聽來的消息，說張女士竟然也跟去美國，目的何在？她懷疑張女士遠涉重洋是去找李登輝。家父母見曾文惠越講越傷心，越講越激動，只好一邊安慰曾文惠，一邊替她出主意。父親身為李登輝的老師，基於長者的身份，他當然只有苦口婆心地從旁勸解，講了許多安慰她的話。父親建議曾文惠，既然你認為這位張女士有可能是去找李登輝，你何不也跟隨李登輝去美國，照顧他起居，這樣你就可以放心了！你是他太太，去陪他是名正言順的事啊！
  
    事後，據一位寫張女士有莫逆之交的台北第三高女同學，後來也和張女士同一時期移民海外的長輩親口告訴我，李登輝一到美國就住進張女士在美國的家裏，確如曾文惠向我父母親哭訴的，“那個女人居然跟到了美國”。李登輝去美國唸書時，張女士竟“湊巧”也飛往美國，並住在康乃爾大學校區附近。當時，李登輝名義上自已租了宿舍，但是，實際上經常出入張女士住處內，幾幾乎等於把張女士的家當成自已家，形同一家人似的。這終於引起曾文惠進一步疑心，等曾文惠深人追查，查出真相時，才會打翻醋缸子，並求助我父母親，尋求解決方法。
  
    原本根本不會為外人知悉的一樁“隱密”，要不是曾文惠這麼一鬧，哪會演變成“隱密”外泄的結局呢？


■牽孰的手？
    父親的建議，淚眼婆婆的曾文惠深感認同，她便決定出發去美國和李登輝會面。在她的想法裏，是去千里尋夫，試圖維護瀕臨破碎的婚姻。畢竟當時孩子都尚在就學階段，臨走前，曾文惠不放心家裏，特意央托寶貝姐和自己的妹妹，就近照料李憲文、李安娜、李安妮三兄妹。
  
    曾文惠為了護夫，不得不忍痛暫時離開兒女。但是想想當年張女士何嘗不是為了李登輝做同樣的犧牲，可見李登輝“魅力”無窮。
  
    一九六五年，當“LEE TOKI桑”初到美國，面對新大陸陌生世界的一瞬間，很難說他的內心是否曾經真正惦念著遠在台北的曾文惠，還是有了新人忘了舊人。也許，正如他在日後寫《台灣的主張》書中聲稱的——“信仰的開端，不外乎是相信自己身邊的人。”可是，此刻他所謂“自己身邊的人”，已經不是曾文惠而是張女士了。
  
    接到妻子要來“伴讀”的資訊，李登輝當然只有被迫要求張女士離開美國，先行返臺。李登輝則重回自已窄小擁擠的宿舍，等待妻子的到來。但是，根據熟知李登輝個性的人敘述，以李登輝大男人主義的個性，他壓根兒也沒有要和張女士斷絕來往的打算。李登輝對這種事情的想法是很果斷的，女人在鬧的時候，只要男人賞顆糖吃，安撫安撫馬上就沒事的。女人看重的就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錢也能澆熄女人心中憤怒的妒火。
  
    雖然曾文惠是以“照顧”李登輝的美名千里尋夫，但是，和李登輝見面後，免不了一陣爭吵，李登輝這時充分展現了他的“務實精神”和男女關係方面的“兩國論”特質，精明而功利的李登輝當然不會去做現代陳世美，他狡黠地向曾文惠作了一番解釋。他辯稱，他之所以會和張女士保持密切的交往，沒別的目的，就是費心幫她一點忙，而這忙也不是白幫的，張女士的夫家有的是錢，如今我們停薪留職，負笈美國，三個孩子都還小，正是缺錢的時候，有人幫助，對家庭有正面的幫助，你就別再吵了吧！
  
    李登輝對妻子的這番說辭，曾文惠自然難以置信。她己經調查清楚，從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眼下赴美深造，李登輝和張女士的交往少說有十一二年了。張女士究竟有什麼“大忙”，需要李登輝“幫”上十一二年的？丈夫什麼時候變得如此俠肝義膽、慈悲為懷？即便真的是基於惻隱之心，也不必要幫忙幫到兩人“形影不離”、“難分難捨”吧？更別說“被幫忙”的人，居然千里迢迢從台灣追到美國和李登輝會合，這到底算是哪門子的“幫忙”？
  
    儘管“理”字站在曾文惠這邊，可是，曾文惠終究脫離不了受日本教育婦女的思維窠臼。她們這一代的台灣婦女，只要丈夫表現出強勢嘴臉，哪怕小女子有天大的理字可依靠，她們都會乖乖抵頭聽訓，任憑丈夫繼續我行我素。儘管理直氣壯，“歐巴桑”HUMI（曾文惠的日本名字叫“文子”）遇上“歐吉桑”LEE TOKI，偏偏沒辦法。
  
    飛奔新大陸千里尋夫的曾文惠，本來的目的何嘗沒有幾分要到美國給張女士一些顏色瞧瞧的企圖，但某些顧慮，卻便曾文惠色厲內荏起來。她從懷疑李登輝和張女士間有非比尋常關係起，便擔心自己會從此失去丈夫。曾文惠憂慮的不是沒有道理。那時，李登輝當然不會料想到自己會是日後的台灣“總統”，心理上沒有太大的顧忌。
  
    但反觀曾文惠，她已經替李登輝生了三個孩子，自己年紀也已三十好幾，若真正走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路子，最後將成為最大的犧牲著。因此，儘管她考慮過對李登輝發飆耍狠，卻顧慮到自己若做得太絕，反而刺激李登輝拂袖而去，硬逼李登輝投奔到張女士的懷抱。因而，在曾文惠內心深處，一種日本“小女人主義”委曲求全的軟弱心理因素開始作祟。哪怕自己明明在立場上站得住腳。
  
    所以，“千里尋夫”最後成了“千里侍奉”，曾文惠在新大陸成為李登輝的“臺傭”。
  
    當然，表面上看來，自從曾文惠千里尋夫，張女士被迫暫別李登輝，淒悽然返回台灣。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分隔兩地，相約“看海的日子”。
  
    當年，留學生有家眷做伴，隨身照料起居，是十分“奢侈”的，至少在經濟上就是一大負擔，除非是富豪之家，小康家庭哪負擔得起兩個人同時在美國昂貴的生活費？早年，留學生在美國生活普遍都很清苦，不節衣縮食兼打工，根本無以為繼。曾文惠又不諳英語，到美國等於又聾又啞，兩個人的生活費，完全靠曾文惠先前在台灣積攢的一些錢和李登輝有限的獎學金度日子，況且，台灣的三個孩子也需要一筆生活費。在美國，李登輝夫婦過了近兩年拮據的日子，曾文惠竟肯為丈夫如此“犧牲奉獻”，不惜血本，不禁令人感喟“愛的力量”實在無比驚人。當然，“愛的力量”的另一道“力量”，便是防堵“橫刀奪愛”的那股力量。
  
    因此，從某種角度看，曾文惠去美國與其說是去“依親”，不如說是“千里護夫”——行使她護衛丈夫、保住婚姻的“基本權利”，為了三個孩子著想，她必須拼死保住她的丈夫，不讓別的女人凱覦她的丈夫。
  
    曾文惠發現張女士和丈夫到美國千里會面，是李登輝赴美半年後的事。根據當年美國的簽證辦法規定，留學生的妻子如果要到美國去探親，必須等留學生本人在美國入學時間期滿一年，才能提出探親簽證申請。因此，曾文惠是在發現丈夫和張女士“千里幽會”後，煎熬苦等了半年，才飛奔到丈夫身邊的。為了這趟美國之行，曾文惠內心直如刀割的憤懣痛楚，雖千言萬語難以形容。
  
    美國的一年時光，曾文惠終於牢牢地掌握住丈夫，不讓他再有絲毫可乘之機，心中略感寬慰。但她依舊生活在惴惴不安的情緒裏，特別是留在台灣妹妹家中的三個仍在學齡階段的兒女，更是時在念中。然而，思子之痛，離鄉之苦，也成為她“千里護夫”必須付出的巨大代價。久而久之，曾文惠陷入一種身心俱疲的焦慮之中。
  
    坊間有許多報道，指李登輝的博士論文應該是某某人捉刀，或者說是某某人從旁協助的。以我的了解，這些報道都不盡翔實。李登輝的英文能力確實不佳，縱然需要有人幫他潤飾文稿，但還不至於到論文要請人捉刀的地步。
  
    論文的中文初稿，應該是李登輝自己的手筆，而翻譯成正規英文，友人應該出了不少力量。
  
    完成了美國的學業，李登輝進入人生一個新階段。他懷抱著一顆急切的心回到台灣。美國留學之旅，不知不覺讓李登輝重新調整了和曾文惠的互動關係，年近知命的李登輝，開始明白糟糠之妻不可棄的微妙。縱然二年美國留學生涯，但西方紳士精神，從未取代他內心根深蒂固的日本式大男人主義思維。他與張女士繼續交往，幾乎已到不避嫌之地步。
  
    每天中午，李登輝只要不應酬，照例下班後就直奔張女士宅邸趕吃中飯，張女士和典型的日本婦女一樣，在“LEE TOKI桑”抵達之前，早已將午餐的各色可口菜肴依序整齊擺好在飯桌上，等李登輝進飯廳，張女士已經和傳統日本婦女似的，端端正正地蹲踞在飯桌前，服侍李登輝用餐。她必定等李登輝開始進食，她才敢拿起碗筷，並隨時觀察李登輝進食的狀況，只要是他碗裏沒飯菜了，自己必定暫停用餐，立刻為李登輝盛飯、舀湯，飯後再為李登輝備妥甜點和水果，然後再為他泡壺日本風味的茶水，休息片刻後，再服侍他進房間小憩一會兒。
  
    只要“LEE TOKI桑”來家裏，張女士照例中午是不休息的。她像所有受過日本教育的婦女一樣，不論是朋友或者親人，總是巨細靡遺地悉心服侍。她必然保持警覺，使她能及時將李登輝從睡夢中叫醒，並遞上一方浸有淡淡香水的熱毛巾，醒醒他的腦子，為他穿衣為他按摩，照顧李登輝上班。
  
    張女士是如此無微不至地獨具巧心照顧著“LEE TOKI桑”，像照顧自己親人般。念及此，也無怪乎李登輝曾經很感慨地對張女士的一位晚輩說，張女士的照顧讓他非常感動，並用日本話講了一句：“SUTEKI NA SABIS YO”，意思說張女士對他的細心照，是無以倫比的好。另外，又ORE WA SHIAWASEDA NA（俺太幸福了）。除了李登輝，李金龍老先生偶爾也會到張女士家做客，並留下喝酒進餐，似乎默認張女士與李家的關係。
  
    人是最會比較的動物，李登輝會說張女士如何如何，當然是因為他把張女士跟自己家裏的老婆相對比的結果。但是明顯的，曾文惠和張女士是各站在不對等的天平兩端。李登輝自己家裏最早只有曾文惠一人主持家務，她除了日常家庭瑣事要處理以外，還要帶三個稚齡的小孩生活起居，當然不可能把全副心力擺在服侍李登輝一個人身上。而張女士就不同了，夫家家大業大，有好幾位傭人可供使喚差遣，加之她又早婚，和李登輝熟稔之初，孩子已經脫離襁褓褓期，而且還有傭人和家庭保姆代為料理一切瑣務。所以，張女士幾乎可以把所有時間和精神，花在“LEE TOKI桑”一人身上。他喜歡吃牛排，為他做牛排，他喜歡吃生魚片就為他料理生魚片，可以精雕細琢，毫不在乎花掉的任何寶貴時間。
  
    一九六九年底，張女士高齡的婆婆過世，李登輝進出張女士宅邸，更較往日頻繁。
  
    一九七○年二月，張女士的公子結婚，在張女士示意下，那時仍擔任農復會組長的李登輝，甚至坐上證婚人席次，不但是張女士長子之證婚人還兼介紹人，張女士對李登輝這樣非比尋常的動作，當然極具象徵性意義，如果李登輝在張女士內心沒有一定程度的分量，李登輝怎麼可能有此特殊身份呢？
  
    一九七六年，張女士的兒子移民美國，張女士慢慢開始過著美臺兩地飛機往返的“空中飛人”的日子，當時正等待“更上一層樓”的李登輝，和張女士間的關係也不似往常頻繁。
  
    李登輝和張女士的這段密切交往，一直到李先生被經國先生拔擢為台灣省主席，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以後，大概李登輝認為自己地位日益顯赫，成為眾所矚目的公眾人物，言行舉止更應拘謹小心，不得不和張女士保持適當距離。恰巧，張女士為了孩子在美國的求學和發展，正式移民美國。如此一來，李登輝和張女士之親密交往，才在大環境驅使下，不得不畫上休止符。
  
    綜計李登輝和張女士的“交往”，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一年李登輝當省主席階段，兩人關係維持長達近二十五年之久。
  
    一九八二年，張女士正式移民美國，定居於美西。
  
    但是，每逢張女士回台灣，兩人偶爾還會短暫相聚。一直到李登輝被蔣經國提名當選為副“總統”後，兩人的關係始出現了微妙的轉變。據說，有一段時期，張女士想回台灣作短期停留，外交境管單位竟然藉故刁難，不讓她入境，這令張女士頗為不解，不清楚自已為何會和若干海外異議人士一樣，成為出入境“黑名單”上的一員。刁難她入境的情況，要到李登耀當“總統”之後，才見改善。
  
    張女士為何出入境會受到當局如此“禮遇”？難道是李登輝怕自己隱秘洩露，故意請境管單位“特別關照”的？如果不是李登輝自己的意思，難道是蔣經國知悉了李登輝的這宗隱私，刻意請出人境單位，限制張女士人境，以防止外界對李登輝私生活方面的譏評？真正內情，恐怕只有當事人李登輝自已最清楚不過了。
  
    當然，張女士和一般政治異議人士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的情況完全不同，而其入境受有關機關刁難的窘境，則若合符節。縱然限制她入境的時間並不算長，像張女士這樣成為“桃色黑名單”的，在當今台灣大概還是絕無僅有的一人吧！
  
    回顧這段往事，張女士和李登輝都已進入暮年歲月，追憶舊情，怎能不在兩人心版上，銘刻下歷歷在目的深深印記呢？李、張兩人曾經一起攜手共度患難歲月，如今，一個是擁抱權力的“總統”，一個是兒孫環繞的祖母，撫今追昔，又怎能不教人唱嘆造化弄人呢？
  
    據張女士之親屬透露，李登輝在張女士面前從不發脾氣，細膩體貼，而張女士對李登輝更柔情似水，深情款款，兩人能維繫長達二十五年之特殊男女關係，決非泛泛因緣可以解釋。縱無海誓山盟，也必旖旎情深，也許二人內心深處有今生難為比翼鳥，來世願結連理枝之默契。
  
    今年我在美國洛杉磯某個場合遇見張女士。我婉拒張女士之親屬為我正式引見介紹，在旁仔細觀察張女士，發現她氣質高雅，談吐謙和，對這位七十有幾之老太太，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憐惜與仰慕之情，張女士絕對有她特殊之魅力，否則何以能讓李登輝先生為之傾倒長達二十五年，纏綿徘惻，無法割捨與忘懷呢？
  
    寫到這裡，我不免想起李登輝在他的《台灣的主張》書中末尾，寫到自己是如何以感恩之心，意欲回報妻子多年來的茹苦含辛，並對妻子的賢德溢美有加。李登輝是這麼寫的：“能夠超越我思想歷程中所面對的虛無，走過悽慘的白色恐怖時代而得以存活，完全是內人所賜。同時，告訴我有關基督教的事，並勸我受洗的也是內人。”李登輝接著寫道：“……我之所以得到信仰，是因為有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家族。就我而言，信仰的開端，不外乎是相信自己身邊的人。”當《台灣的主張》剛出版上市，我看到書後記李登輝講的這兒段話，我不禁感嘆不已。首先我感喟的，他言必稱他“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家族”，但是，天知道他真正心繫的“愛人”是誰？他真正心繫的“心愛的家族”究竟何指？我滿心疑惑，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白紙黑字記載的對曾文惠的“感恩”和歌頌，難道是為了救贖他幾十年來對妻子“不忠”的歉疚？其次，我所感嘆的，是李登輝動輒以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自居，可是，當別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噤若寒蟬、擔驚受怕的年代，他居然還有閒情逸致瞞著妻子去當人家所謂的“家庭教師”，天下哪有這等“浪漫”的白色恐怖受害者？更不應該的，是李登輝居然寫出《台灣的主張》這種欺世盜名的書，去欺哄台灣民眾，使人民加深對他的錯愛及認知。

    另則，去年曾經應邀出席李登輝夫婦結婚五十週年金婚晚宴，與李“總統”夫婦淵源深厚的一對夫婦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透露了“‘總統’娘戀愛史”說，當時“‘總統’娘喜愛教書的”，因此在“金錢不是萬能，愛情才是萬歲”的想法下就嫁給李登輝，“誰知道他們已是全民愛戴的‘總統’和‘總統娘’”。不過曾文惠女士雖然當年慧眼獨具因而今日貴為第一夫人，享盡榮華富貴，眾所羨慕。但是在丈夫心靈深處卻隱藏著另一位刻骨銘心的女人，曾經有二十幾年感情背叛的紅紀錄，曾文惠是否“愛情萬歲”恐怕有待斟酌了。金婚當晚，李登輝兒女因為曾經聽到父母親“來世還要做夫妻”的情話，因此特推孫女李坤儀唱了一曲《牽你的手》為李總統夫婦許下了來世盟約，令知情如我者，為之失笑不已。


■登輝大鬧台大
下篇：徐慶鐘和李登輝

第六章 爭名分及費用 李登輝大鬧臺大

    “農林廳”任職股長，是李登輝踏上他事業歷程的頭一個晉陞階，自然喜上眉梢。但是，台灣農業界的人事卻暗流洶湧。隨著省府高層人事的變換，“農林廳”的人事也醞釀著微妙的變化。
  
    一九五四年六月，“台灣省政府”改組，俞鴻鈞先生接替吳國楨先生為“省主席”，父親卸下“廳長”一職，“農林廳廳長”一職由韓裔的金陽鎬先生接任，而父親的“省府委員”職務仍予留任。總計父親在“農林廳廳長”任上服務時間近八個年頭，他老人家在台灣農業發展的歷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台灣農業界有目共睹的事實。
  
    正如前述，台灣光復後，本省農業領域中可以區分為兩個主要的流派。這兩大門派中，一是以父親為首的本土農業行政系統，這一派的農業學著和工作著，多半是光復前在台灣受教育，再不就是曾經留學日本，因此又稱為日本派。舉“農林廳”為例，“農林廳”的幹部成員中，除了一位副“廳長”陳世璨先生、主任秘書闕榮興先生、謝森中等人是外省籍人士以外，幾乎清一色是父親延攬的臺籍農林漁牧精英。而另一個重要派別，則是以蔣夢麟先生、沈宗翰先生領導的美援“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的這個體系，他們又被農業界稱為美國派，美國派的骨幹成員都是有留美背景的外省籍人士。
  
    光復後最初的三四年間，台灣本地就連讀過一點漢文的知識分子，國語也講得不靈光，所以彼此之間交談多半是操日語，或是台灣話（閩南話），很少有人講國語。日本派的農業界人士所學專長全部是日本的那套方法，和美國派大不相同，這兩大派系之間雖然見不到明顯的爭鬥，但是門戶之見則顯然是難以避免的。
  
    農復會是“中美兩國政府”聯合設立的機構，經費撥自“政府”，其源頭則是來自“美援相對基金”，這筆錢的主要用途，被用在援助台灣農漁業的發展工作上。和“農林廳”等“政府”機關不同的是農復會不是“政府”機構，故而農復會在任用人員時，完全不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局限，因而可以很有彈性地任免工作人員，以適才適所、專業專才力最高原則。
  
    日本派和美國派之間，在理念和實務上固然各有不同的見解，但兩派尚能就事論事，相輔相成。父親領導的日本派，當然是以“農林廳”為大本營；而美國派則以農復會為基地。金陽鎬先生是從農復會這個系統過來的，他奉派擔任“農林廳廳長”，無異宣告本土派農業系統地盤——“農林廳”的淪陷。
  
    一九五五年，李登輝以理念難合而辭去了“農林廳”的工作，他對外宣稱，辭職是為了要表示和老師同進退。隨後，李登輝便轉到台灣省合作金庫當研究員。在合作金庫，李登輝遇見了同事許遠東，據說兩人因早年曾同為共產黨案被情治單位逮捕看管，有受難之誼，加之政治理念相近而常有往還。
  
    日後李登輝飛黃騰達，在李氏的提拔下，許遠東曾經先後任職台灣銀行董事長、“中央銀行”總裁。許氏在其晚年（按：之後許遠東在桃園大空難中不幸罹難。）時期，深受李登輝之信任，應與李、許二人大學時代同係臺大先後期同學、又曾分別在同時期參與臺共組織有關。
  
    已故前“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新竹人，比李登輝小四歲。根據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安全局機密文件——歷年辦理共黨彙編》上冊的記載，許遠東和同案共三十九人，同因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案子被捕。根據文件上記載的罪證，許遠東的罪名是：“接受共黨宣傳教育”，被判處“感訓”，較之其他同案被判死刑及長短不一約有期徒刑已屬幸運。
  
    早年，活躍在李登輝腦子裏的同情貧窮、人道關懷，已非日後到了農復會領美金高薪所可比擬，昔日的超高理想和人道關懷，恐怕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離開“農林廳”，固然又是挫折一樁，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此時期，李登輝動用昔日關係，又回到闊別五年的臺大農經係，喝過幾口美國洋墨水的李登輝不免有些躊躇滿志。於今，他搖身一變，由先前被傅斯年開革時任職的“助教”，升格為講師，雖然是兼任職，授課堂數也不多，但畢竟足以雪一九四九年被傅斯年“攆出”臺大的恥辱。那年臺大農經係的系主任是留學英國的張德粹教授。
  
    從某方面來說，李登輝傲慢偏激，妄自尊大。可是在另一方面，他早年遇見外省籍長官時，儘管內心憤恨不平，而表面上卻得裝出一副虛與委蛇、卑躬屈膝的模樣，以博取長官的青睞，謀得晉陞之階。但是，這種虛與委蛇和他骨子裏的想法若有太嚴重的矛盾時，他內心世界的傲慢偏見時輒擊敗原本他叫自己再三忍讓的理智，於是摩擦衝突在所難免。
  
    國農經係任教不過數月，李登輝與系主任張德粹教授間的關係便陷入緊張狀態，李登輝臺大教職前途再度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
  
    雖說論資排輩，李登輝終究資淺，在講究輩分，習于欺生的中國社會，如果不是硬底子，難免吃虧。但講起李登輝此回再次與人滋生閒隙，于公于私，于己於人，李登輝逞強任性、傲慢偏狹的性格，難辭其咎。
  
    李登輝重回臺大之後，在張德粹領導下的農業經濟係任教。留英的張主任和受日本教育、去趟美國作過短期進修的李登輝，既無往日之淵源，又無識者之援引，兼以學派之扦格，方圓本來難容。李登輝和主任間的關係原本脆弱，加之幾樁事件接連發生，更為李登輝教職投下難測之變數。
  
    據一位目前已是學術圈名人，曾經是李登輝得意門生的友人親口告訴我，李登輝上課有兩大問題，一是他國語生澀，詞不達意；二是沒人懂他腦子裏在想些什麼。李登輝當臺大講師時的思考模式，正如他當總統時的決策模式，總是跳躍式思考，想到哪就講哪，有時候明明正講東，卻因為腦子突然轉到西。便把話題硬生生扯到毫不相干的主題。所以儘管他在臺上賣力地滔滔不絕，可憐台下卻沒人聽得懂他的意思是什麼。加之早年李登輝國語不靈光，上課時日語和簡單英語，只要會講的話，統統搬上場，還是難以表達他的內心真意。
  
    這位學術界名人打趣地說，以李先生的學識和口才，只適合上研究所的課，因為研究所上課多半是討論課，上臺講課的機會不多，只有在台下和學生們一塊兒漫無邊際的討論他還勉強應付得來。
  
    上課反應不佳，儘管在當年教授權威尊嚴至上的年代，亦足以讓系主任對教師重新評價，再嚴重些，即可能迫使系主任不予續聘。
  
    麻煩的是，李登輝卻因一宗研究案和系主任私下鬧得極不愉快，使原本和系主任的緊張關係更形激化。原來李登輝重回農經係之初，臺大農學院受臺糖公司的委託，作一項有關“南糖北米”的調查研究，這項研究老實說幾乎全部的研究內容都是李登輝參與執行的。照理說完成了調查研究以後，調查報告書上應該印上調查研究案執行者的名字。令李登輝憤怒的是，在調查研究印成書面資料時，居然遍尋不著李登輝的名字，反而只見系主任張德粹的大名。光是這點已足以令李登輝大為光火，沒想到還有更令他憤憤不平的事。他又聽說臺糖公司有筆調查研究費用，張主任連部分費用都末撥付予李登輝。
  
    此事發生後，李登輝當時就怒氣沖衝，直奔系主任辦公室找張德粹理論。兩人話不投機，當場起了口角，你一句我一言，兩方大吵大鬧，招來許多好奇眼神。老教職員工一看，啊！怎麼又是李登輝，若干年前是爭宿舍，膽敢違抗校長命令，這回可又是爭什麼呢？一個後生小輩，居然跑到系主任面前指著鼻子罵大街，崇尚英式紳士派頭的張德粹，自然覺得系主任權威和形象受損，準備趁著學期結束的當口，不再續聘李登輝。
  
    才剛回臺大一年半載，偏偏又遇上這種倒楣事，李登輝暗暗叫苦。這時，鑽營逢迎、曲意奉承的個性拯救了他。李登輝想到東京大學的老前輩張漢裕教授和他有些交情，情急之下，李登輝只好找日本派的張漢裕求救。洋溢先輩作風的張漢裕，慨然應允讓李登輝在下學期轉到經濟係任教，這才解除了李登輝再次面臨的解聘危機。


■為李登輝卸妝(16)忘恩負義
第八章 徐慶鐘下臺 李登輝失蹤
    當初李登輝離開“農林廳”時，聲稱是因為基於理念和美國派的新“廳長”不合，所以願意和父親同進退。李登輝似乎頗有要和美國派割袍斷義，不甘與之同席共食的意味。但是沒隔多久，他就在謝森中的安排下，投奔領美金高薪的農復會去了。早年李登輝已經展現他言行不一的特性，經常講的是東，做的卻是西。
  
    俞鴻鈞先生任“省主席”時，父親尚擁有“省府委員”的身份，到了軍人出身的周至柔將軍出任官派“省主席”後，周至柔主席把父親“省府委員”的職務交由另一位出身同為台北艋舺的周百煉先生所取代。（按：周氏後來曾代理過改制前的“台北市長”，後來擔任“監察院副院長”）父親在形同“失業”的情況下，只好開始從商，試圖找尋出路。當時他惟一保留的公職身份，是土地銀行常務董事。
  
    在毫無從商經驗的情況下，父親和友人斥資籌組了“中國農業航空公司”，還向國外購買了直升機，準備有一番作為。孰料，父親畢竟是個學者，不懂經商的竅門和人心的險惡，大張旗鼓之後，因經營不善和屬下拖累，“中國農業航空公司”欠下大筆債務，公司終於被迫歇業。直到今日，我猶記得全家老小為了父親經商失敗，心力交瘁，擔驚受怕，惶惶不可終日的苦況。
  
    禍不單行的是，當父親卸下“省府委員”職務後，大概是當初擔任“農林廳廳長”時期，父親執行公務一貫秉公議處，因而得罪了想牟取不法利益的人，竟被人以涉及“大雪山林場弊案”到法院誣告，纏訟二年，才被判無罪，還其清白。
  
    日後母親和舍妹黎月每次提及那段窮困潦倒的歲月，無不心酸落淚。那陣子，由於家逢巨變，家中經濟情況幾陷絕境，父親和政壇人士的往來幾亦全部斷絕。為了節省開支，甚至舉家搬遷到北投，度過一段與官場絕緣的蟄伏隱退歲月。
  
    但是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當父親離開“農林廳廳長”之職，並辭去“省府委員”後，經商失敗致使家計陷入絕境的那段蟄伏時期，李登輝夫婦卻不知何故突然“失蹤”了，至少，他再也不像過去經常到家裏來串門子，更遑論來探望他經常挂在嘴邊的“恩師”了。
  
    一位李登輝農復會時代的老同事在轉述李登輝的說法時，更令我啼笑皆非。這位先生告訴我，李登輝曾經私底下告訴他，徐慶鐘從“農林廳”下來後，境況很慘，做生意又失敗，多虧他資助照顧。我聽後不禁啞然失笑。我說，父親從“農林廳”下來的時候，他老人家做生意失敗的情形，有沒有人資助我很清楚。印象中，李氏夫婦在父親最潦倒的那陣子，似乎不曾進過我家大門，更不用說資助一塊錢了。所謂李登輝曾經資助父親的說法，相信是誤傳，如非誤傳，它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話和謊言。
  
    外界甚至還流傳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稱李登輝最早為了追隨恩師徐慶鐘，故而“放棄”農復會的高薪職務，而屈就于“農林廳”。還說什麼李登輝的太太曾文惠為了彌補家用，被迫典賣自己手邊的戒指金飾云云。殊不知，正如本書前文講過的，李登輝從臺大畢業之初，因為涉及共產黨的案子，是家父冒著被牽連的危險，把李登輝從保安司令部保釋出來的。父親好人做到底，見李登輝謀職困難，四處碰壁，以“農林廳廳長”的身份，介紹李登輝到“農林廳”服務，才解決了李登輝的生活問題。試問，以李登輝剛被保釋出來的敏感背景，農復會怎敢聘用他？他又憑何門路能進得了農復會？更何來放棄農復會高薪而屈就“農林廳”之說？父親從“農林廳廳長”去職後，李登輝以“理念不合”的理由，也離開了“農林廳”，到合作金庫工作，隨後又動用關係轉到農復會工作，李登輝在農復會的月薪至少有美金一百餘元，折合新台幣是四千多元。當時，一個普通公務員只有五六百元月薪，相差簡直不可以道理計。


■趨炎附勢
第九章 徐慶鐘再起東山 李登輝重現徐家

    一九六一年二月，老“總統”起用父親為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再起東山，復出政壇，成為當年臺籍官場人士中相當受青睞之一員。
  
    斯時，唐縱先生是秘書長，在他下邊有三位副秘書長，副秘書長中慣例有一位是臺籍人士。照往例，這位臺籍副秘書長應該負責中央黨部的總務事宜，父親以自己是學者出身，不懂也不適合負責總務為由，向唐秘書長直言，希望能讓他負責別的事務，最好是能讓他從事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唐先生平日沉默寡言，處世則有遠見，行必果斷。頗有知人之明。他了解了父親的真意之後，很爽快地答應了父親的請求。
  
    任職國民黨副秘書長期間，父親曾數度奉派到日本，輔導留日青年擁護“政府”，以父親的清望，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
  
    父親擔任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後，李登輝、曾文惠夫婦終於現身，再度在寒舍客廳出現，老師長老師短，師母寒師母暖了，執禮之恭，前所未見。對李登輝先前的疏遠冷淡，如今重燃熱情登門拜望，這種前冷後熱的演變過程，父親並不以為忤，依舊視李登輝為己出，對他提攜慰勉有加。
  
    人的慾望是無窮的。李登輝進大農復會之後，在工作方面固然依舊勇於任事，勤奮努力，他始終覺得自己的升遷速度趕不上同事，因而懷疑是省籍情結作祟。和李登輝同個時期在農復會工作的一位本省籍前輩告訴我，假如要說農復會內部省籍情結影響到員工升遷，他認為這是言過其實的一種講法，主管缺額就是那麼幾個，如果前面的人沒動，後邊的人怎麼有辦法動？但是，李登輝並不作此想，他終究懷疑是外省籍長官故意整他冤枉，刻意壓制他不讓他陞官。
  
    我可以舉早年服務於農復會的王友釗先生升遷案，作最明顯的例證和說明。
  
    李登輝初到農復會，即在該會的“農業經濟組”內工作。農復會是美援機構，領的是美金，待遇上絕非農林廳和合作金庫所可比擬。
  
    可是凡人都是不知足的，以李登輝的好強爭勝的個性，他又何能獨免。當初，農業經濟組最早的組長部是美籍人士擔任，後來才慢慢由中國人做組長。如謝森中先生、崔永楫先生、葉新明先生部先後做過農業經濟組的組長。據實言之，當組長除了薪水待遇比較高些，有些職權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是李登輝卻為了晉陞組長問題，在農復會內吵得雞犬不寧。
  
    事情的開端是起自王友釗先生奉派擔任農業經濟組組長。王友釗在臺大唸書時算是李登輝的後輩，李登輝是他的學長，在公職單位及農復會的資歷亦不如李先生。依照這兩點來講，如果農復會內部要考慮員工升遷，當然李登輝理應比王友釗先陞官。可是農復會不是臺大，這個單位沒有必要照臺大的“輩分”來決定它的員工該如何升遷。況且，那時農復會有一個相沿成習的規矩，凡是要晉陞組長等職務的人員，都得具有國外（特別是美國）農業相關科別的博士學位，才具備晉陞組長的先決條件，假如不具有博士學歷，只能候補待用。
  
    王友釗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佔得先機，比李登輝早一步升上了農業經濟組的組長。李登輝內心不免興起不平之鳴，他自認學問、見解都比王友釗強，還是王氏的臺大學長，論公職資歷也比王氏深，憑哪一點他王友釗升組長，我李登輝卻原地踏步？有了這種不平衡的感覺以後，他自然會為自己的原地踏步歸結原因。他主觀上認定王友釗能晉陞組長，必定是省籍因素或是農復會內部的派系因素作祟，否則他沒道理不被拔擢為組長。
  
    李登輝在極端不平衡的情況下，不免四處投訴抱怨。因而，那段時期李登輝難免講了不少氣話，這些話傳到王友釗耳朵裏，當然聽來十分刺耳。那時，王友釗曾經很委屈地告訴同事和友人，他並無意爭搶組長的職位，但是，他當時已經從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農業博士學位回國，而李登輝仍僅是碩士，他王友釗能升上組長，也是拜農復會的慣例之賜；農復會的規定很清楚，組長只有具備博士資格的人能晉陞，不是我個人營求來的，更和省籍、派系絲毫扯不上關係，何況，我又不是故意逾越學長學弟的輩分，蓄意超越他人，李登輝反應實在太過激烈了。
  
    因為未能升上組長，李登輝怨聲四起了好一陣子。
  
    根據父親後來的回憶，因為李登輝那段時期情緒很不穩，父親曾經很有耐心地開導他，師徒二人得到了共識和結論。李登輝當時向父親表示，不論是他過去的共產黨案子影響升遷，或是他所懷疑的外省人欺負本省人，故意不讓他陞官，這些因素都不是主觀上能改變或控制得了的，但是，如果他能有更高的學歷，或者是找機會出國深造一下，再回國服務公職，那時的景況恐怕又會大不相同。父親贊同他的分析。此時，父親特地為李登輝分析島內農業界的大環境，他說，大致上來講，農業界明顯已經劃分為美國派和日本派兩大脈絡系統，當前由於台灣急需美援的緣故，美國派當紅，你現在還年輕，未來有很長的路要走，你自己原來的條件可能無法改變，但是，你必須配合外在大環境，順勢而為，所以，如果你有心出國深造，對你日後發展，確實是條光明坦途。
  
    在和父親晤談的過程中，李登輝也體會到假如要繼續在仕途發展，上上之策就是要跟對派系，既然美國派是正當紅，就應該到美國進修，這樣才有和美國派那個系統的人接近、撮合的機會。李登輝自然突破了當局者迷的情境，對自己未來要走的道路有了更深刻的體認。與父親的一席談，促使李登輝動念找機會去美國深造，念一個學位回來。
  
    為了打破派系的藩籬，爭取別人對他的認同，李登輝選擇了孕育眾多台灣農業領袖的美國康乃爾大學，作他深造的理想學府。
  
    除了會為升遷吵得不可開交，在農復會同仁眼中，李登輝是一個很孤傲的人，在職務上，常自認是飽學之士。李登輝在農復會中，對毛豬運銷、農業普查等專業，都有深刻的研究，他最感滿意的是自己在統計學方面的專長，認為自己既能精通理論，又能掌握實際情況。
  
    由於自認學識和知識在會內無人能及，農復會的業務量並不算太多，所以，一得空閒就和同事擺龍門陣。
  
    有天早上，李登輝和某位同事剛到班，兩人靠在窗臺上聊天，正好同事林太龍開著一部私人汽車從農復會大門口進來。
  
    那年頭大家經濟條件尚很貧困，一般公務員和上班族都是騎單車上下班，只有豪富之家才買得起汽車，一般駕駛私家車上下班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李登輝見到林太龍開私家車進農復會，眼中立刻露出一副不屑和又忌又羨的神情。李登輝說：“別看林太龍現在神氣。以後等我出頭天的時候，他絕對連我一根腳毛都比不上！”
  
    同事不明自他為何會說出那樣的話，林太龍開車，是因為他祖上薄有產業，他是用家族祖產買的車，為什麼李登輝要說出那樣酸溜溜的話，令人不解。日後，李登輝當上“總統”，林太龍曾出任土地銀行總經理。當然，作為台灣“領導人”，吃用都是由公家經費支付，林太龍儘管家裏有錢，但何能與李登輝動用的公家資源相抗衡？
  
    農復會時期，李登輝動不動就告訴同事，現在“政府官員”談什麼改革，全都不夠看，那種改革，好像是拿刮鬍刀在辦事，一點效果都沒有。我李登輝以後要是當權，要徹底改革，我李某某要拿斧頭改革，絕對是大刀闊斧，轟轟烈烈。他說，要做大事就不能受人情牽絆，不能考慮人情，必要的時候必須消除左右的羈絆，才能確保自己往上攀升。他還告訴同事，你們別看我李某人現在不怎麼樣，別人開闢前程都是漸進式的，他並舉統計圖表上的曲線為例，說我李登輝日後發跡絕對是拋物線式的，一下子我就可以從拋物線的谷底衝到頂峰，你們等著看好了。
  
    從農業學術專業到國際形勢，李登輝在同事面前自吹自擂，聲稱自己無所不通。越戰開打美軍參戰沒多久，李登輝又針對越戰問題，一副專家模樣向同事比手畫腳地分析起來。
  
    “我可以保證，越戰這種戰爭，不用一個禮拜就會結束，美國人不會抱著火燙石頭不放……”
  
    農復會的同事並不是李登輝心目中認為的個個都是“膿包”，所謂強中尚有強中手。一位同事告訴他，越戰不是普通的戰爭，恐怕一年半載是結束不了的。李登輝卻嗤之以鼻，口氣強硬地說：“你不懂啦！我這方面是專家，我跟你打賭越戰一個禮拜結束！”事隔多年，農復會當初聽到李登輝講這席話的同事如今回想起來，都把此事當做一樁笑柄，不約而同地搖頭嘆息，唉！這就是號稱什麼都是天才、專家的李登輝風格。


■登輝入閣內情
第十一章 向蔣經國推薦 李登輝入閣內情
    一九七二年夏天，“行政院”改組，老“總統”任命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父親則被任命為經國先生的副手，擔任“行政院副院長”。
  
    蔣經國奉命組閣，重要閣員包括：“副院長”徐慶鐘、“秘書長”費驊、“內政部長”林金生、“外交部長”沈昌煥、“國防部長”陳大慶、“財政部長”李國鼎、“經濟部長”孫運璿、“教育部長”蔣彥士、“交通部長”高玉樹，“政務委員”有：葉公超、俞國華、連震東、李連春、周書楷、郭澄、李登輝，“省主席”則為謝東閔，“台北市長”為張豐緒。
  
    父親告訴過我，他能出任“副院長”，應該是“總統”蔣公的提攜。從父親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期間，蔣介石對父親的工作表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總統”一心想提拔像父親這樣的傑出臺籍學者為台灣做事。
  
    這年也是李登輝正式踏人政壇，平步青雲的起點。蔣經國先生就任“行政院長”後，力圖開創新的政治格局，並極力泯除省籍隔閡，推行本土化政策。因此，他開始大量起用台灣省籍的精英擔任台灣重要職務。在蔣經國內閣中，主要的幾位臺籍首長包括：“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鐘、“內政部長”林金生、“交通部長”高玉樹、“省主席”謝東閔、“台北市長”張豐緒、林洋港等人。
  
    那次的內閣改組前夕，蔣經國先生認為農業經濟是台灣的命脈，他很重視當時的台灣農村經濟和將來的發展，所以，希望在他的班底裏邊能再增聘一位有農業專業背景的臺籍青年才俊。蔣經國先生先後徵詢了即將任命為“副院長”的家父和李登輝的老長官蔣彥士先生及李煥先生，他們不約而同都向經國先生舉薦李登輝先生。當時，李登輝主要的職務仍是農復會的一名組長，蔣經國接納父親和蔣彥士等的建議，於是李登輝便被不次拔擢，入閣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當層峰決定這項人事安排時，李登輝正奉派公出到澳洲、紐西蘭開會。父親得知經國先生接受了建議，任命李登輝為“政務委員”後，立刻打越洋電話，催促李登輝儘速回台灣，接受入閣的任命。父親那天溢於言表的歡欣表情，到如今我仍歷歷在目，終生難忘。
  
    根據父親所了解的李登輝的人事任命案的簽報過程，國民黨內部作業是經由李煥先生負責寫的簽呈，再由蔣經國先生核準，這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先生的理解有所出人。畢竟王作榮先生當時的位階還不高，雖有文名，終非經國先生親信。再說，以蔣經國的用人之明和思維軌跡，斷非王作榮的幾封推薦信就能被他所採用。
  
    據父親的回憶，李登輝最初接到“政務委員”的任命案時，惟恐五日京兆，怕這個位子做不了多久就被撤換，如此一來，他想再重回高薪的農復會美援機構恐怕就沒機會了。因此，李登輝當初因不了解“政府”體制，曾一度有意保留農復會的職務，以防萬一在“政務委員”未能繼任時，能回過農復會擔任原職。父親在得知李登輝有這種想法時，特地開導他。父親說，保留農復會原職似乎和體制不合，因為“政務委員”是特任官，特任官是不能兼任屬於低層的農復會組長一職的。
  
    經過父親的開導後，李登輝最後才決定辭去農復會的組長職務，改任農復會顧問。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曾經描寫，他第一次出席“行政院”院會時，有一位資深的“政務委員”對他說：“真不知道蔣經國先生找你們這種小夥子來能做什麼事？”（見《台灣的主張》第八章——我心目中的蔣經國學校）李登輝初任“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時，自知資淺，不明官場運作規則，他也深諳韜光養晦之道，姿態擺得相當低調謙恭。據說，李登輝最早在參加“行政院”院會簽名的時候，他總習慣性地把自己的名字簽在最低的角落，而且簽名的字跡都比別的閣員寫得小許多。
  
    那時的李登輝對父親更是恭謹有加，凡事必稱“徐副院長”、“徐老師”，對父親非常尊重，兩人不論是公誼私交，皆非常密切。李登輝在“元老”及當時“政壇權貴”如李煥先生、王升“將軍”等人面前，都表現得特別謙虛篤實，隨時隨地部表現出能向人虛心求教的態度。斯時，許多外省籍大老對這位年輕有禮的本省籍學者留下十分良好的印象。但是，正如許漢在《李登輝的七十年》一書中說的：“那時誰也想不到，隱藏在畢恭畢敬面貌後面的李登輝，在出任‘總統’之後竟然自負地說，除了上帝沒有高人。”
  
    年長一輩的朋友都知道，蔣經國先生用人，一貫是先經過審慎的調查，歷經多方評估後才起用。在調查李登輝資歷和交往人脈的過程中，當然會透過情治單位，對李登輝早年的政治背景和人際網路作過十分翔實深刻的了解。願起用李登輝，展現了經國先生的魄力，這當然使曾因涉入臺共案飽受白色恐怖震嚇的李登輝對蔣經國用人有深刻的體認。因此，剛從政壇冒出頭的李登輝自是戰戰兢兢，戮力從公。
  
    為了進一步了解基層農業問題，李登輝跑遍了中南部農村地區，在院會或是重大政策會議召開之前，李登輝積極提出政策方案，他的目的顯然是要博取蔣經國的歡心與信任，而且更希望在各種互動中，不斷揣摩蔣經國的好惡，熟悉蔣經國的行事風格和思維法則，俾作為他日後的晉身階。
  
    從“政務委員”一路走來，正如他自己日後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說的，他是在他所謂的“蔣經國學校”進修，換句話說，這段時期他把所有的功夫下在觀察蔣經國、分析蔣經國，並且了解蔣經國的好惡上邊。此一時期，李登輝確實也體會了個中三昧，歸納出寶貴的心得。
  
    就以開會來說，李登輝發現蔣經國在聽取他報告時，總是聽完他的提案之後才提出自己的結論。李登輝說：“我比較自己的提案與經國先生的結論，學到了什麼是政治。因此，我能了解經國先生為什麼會作出這種結論，也可發現自己的提案在政治上有何缺失。”李登輝並稱那時期的自己，己經不再只是個只會講究學理的“理論家”，而己經成為一個“政治家”。
  
    易言之，我們解讀李登輝這段敘述，說明經過六年“政務委員”的洗練，李登輝耗費了許多精神在揣摩蔣經國的心意與好惡之上。他顯然認為，只要摸清楚了蔣經國的好惡，便能輕而易舉地開啟他平步青雲的大門。

 
■台北市長崔台菁
第十二章 李登輝出任“台北市長”內幕

    一九七五年，蔣中正“總統”逝世，“副總統”嚴家淦先生繼任“總統”，蔣經國先生除任“行政院長”之外，也兼任了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蔣經國時代正式來臨。一九七八年，蔣經國先生參選台灣第六任“總統”，為了進一步落實本土化政策，提名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先生為“副總統”候選人。蔣經國當選“總統”後，即進行內閣改組，由原“經濟部部長”孫運璿先生出任“行政院長”。父親被留任“行政院副院長”，而李登輝則出任“台北市長”，林洋港先生則接任“台灣省主席”。
  
    這項人事命令發佈後，大出政壇人士意料之外，更令許多局外人訝異驚嘆不已，深感天威難測。其實這宗人事案政策形成背景，是有一段內幕插曲的。
  
    最初，蔣經國為了物色“副總統”的人選，曾經專程拜訪了幾位“黨內大老”，並聽取他們的建議。這兒位“黨國元老”不約而同地建議蔣經國，如果必須提拔台灣省籍人士出任，則必須鎖定具備早年曾在大陸就學和工作背景者，亦即從所謂的“半山”中選擇。
  
    原先蔣經國諮詢的對象，是己經隱退政壇多年之連震東先生（即連戰先生的父親）。但是，連震東先生堅決謙讓，不敢接受這項安排，蔣經國才考慮由稍早前因郵包炸彈案被炸傷手指的“省主席”謝東閔先生出任。
  
    從當時蔣經國選擇“副總統”人選的方向和各種跡象可以看出，當時蔣經國並未將“副總統”作為接班人的考慮範圍，而只是為了平衡省籍因素的象徵意義而已。
  
    蔣經國先生用人的玄妙之處，是絕不喜歡也絕不容許任何人有自己的小圈子或是班底的，衡酌當年環境，後來謝東閔、林洋港、李煥、王升、蔣彥士等被罷黜、冷凍，都和他們被蔣經國懷疑試圖培養自己的小圈子，或是自己的意見太過鮮明，不知不覺中觸怒蔣經國有關。
  
    當李登輝被發表為“台北市市長”之初，許多人不懂蔣經國的人事佈局究竟所為何來。在政壇人士眼中，李登輝毫無行政經驗，如果要他面對複雜多變的政治生態，如議會政治派系、黨政運作和繁複的法律規章，這些錯綜複雜的狀況，恐怕李登輝一時之間是應付不過來的，因而認為李登輝並不是最適當的“台北市長”人選。然而在蔣經國的心裏，卻不作此想。他認為農業學著出身的李登輝在政壇既無自己的人脈，又沒有自己的班底，更缺乏行政經驗，拔擢他反而是最理想不過的。當時政壇人士根本不清楚，按照早先蔣經國的計劃，原想李登輝出任位階更高的“台灣省主席”，不僅止于“台北市長”而已。
  
    據父親生前向我透露，在那次的內閣改組前夕，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曾經諮詢他對“省主席”人選的看法，父親力薦李登輝先生。孫“院長”也表示贊同這項建議。孫“院長”稍後並向父親透露，經國先生已經決定由李登輝先生接任“台灣省主席”，孫院長並囑咐父親對這項尚未公開的人事案暫時保密。
  
    孫運璿先生在任職“經濟部長”時，即與當時任職“台灣省建設廳長”的林洋港先生對諸多問題有不同的見解，彼此間因此存有心結。那時，林洋港年少氣盛，個性耿直，彬彬君子的孫運璿先生當時就認為林洋港此人恃才傲物，直覺上便不欣賞林洋港。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蔣經國改變心意，把原本計劃中的“省主席”人選由李登輝換成林洋港的呢？
  
    據父親日後向我吐露，蔣經國初步決定“省主席”的人選為李登輝後不久，當時已內定為"副總統"人選的謝東閔向經國先生進言，島內政治環境已經起了微妙的變化，許多年輕的黨外人士在選舉中獲勝，像是林義雄、張俊宏、邱連輝等人紛紛進軍省“議會”，這些政壇新銳，口才不凡，雄辯滔滔，是黨外一時之選。如果由學者性格的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怕抵擋不了“黨外省議員”在“議會”的糾葛，一時半刻，恐怕也壓不住陣腳，不如先讓曾經在省“政府”服務多年的林洋港去當“省主席”，憑他伶俐的口才和廣泛的人脈背景，應該可以壓住“黨外議員”的氣焰。
  
    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也基於愛護李登輝，蔣經國終於採納了謝東閔先生的建議，改由林洋港出掌“省府”，李登輝接掌“台北市市長”。孫運璿縱然也曾經力薦李登輝，但他深知最高當局用人政策的絕對權威，自然不敢拂逆，便同意了蔣經國的人事任命案。
  
    父親日後告訴我，李登輝因非常關心在意自己的政治前程，而"副院長"辦公室各種消息來源多，所以，當新一撥的內閣人選還未揭曉前，李登輝風聞自己出線有望，按捺不住內心焦慮，三天兩頭往“副院長”辦公室跑，目的便是要來打探消息。為了怕引起不必要的誤會，父親除了親自面晤李登輝，還交代機要人員轉告李先生，這段期間正值人事任命案發佈前夕，惟恐旁生枝節，這段時間暫時還是不要經常來辦公室出入，免滋誤會！
  
    李登輝十分介意自己的仕途進退，當他得知層峰發佈林洋港為“台灣省政府主席”，自己與“省主席”的職位失之交臂後，心中尚難平撫和省主席失之交臂的失落情緒。所幸，孫運璿“院長”和父親立刻先後在辦公室召見了他，對他殷切勸慰，李登輝的情緒才稍稍化解。
  
    父親曾經回憶，李登輝當“市長”幾天后，李登輝伉儷特地邀請了他和母親及楊基銓先生夫婦，到中山北路一家日本料理店共進晚餐，這餐飯也算是李登輝的“謝師宴”吧。席間，李登輝向我父親明志，他親口當面向父親說：“過去我對人生奮鬥的目標，一直徘徊在學術研究和從事政治的中間，遲疑不決，現在我已經決心專心從政，請老師繼續提拔我，我絕對不會辜負先生之愛護與經國先生之栽培。”
  
    父母親和在場的友人均點頭稱許李登輝的決定。但令父親等人頗感吃驚的是，當李登輝講完這些話後，話鋒立刻一轉，開始數落、譏評林洋港先生，他滔滔不絕的批評，講了足足將近半個小時。父親和楊基銓夫婦雖然和林先生交情並不深，但都為李登輝的尖銳批評感到納悶不解。
  
    在飯桌上，李登輝非常激烈地抨擊林洋港只不過是個“地方政客”，是“假政治家”。數落完林洋港，又開始譏諷訕笑林洋港夫人，說：“林太太是個鄉下土包子，竟然在市長公館內養雞，實在沒有水準！”聽完這番話，父母親和楊基銓先生夫婦都為之愕然，不知是該隨聲附和他還是該打斷他的激烈批判。
  
    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近兩年時間，後來許多評論他任職“市長”期間的政績的文章指出，在他任上有兩項主要的貢獻，其一，是推動台北市藝術季活動，舉辦了許多大型文化藝術活動，大幅提高了文化活動的一般預算，為台北市增添了文化氣息。其二，是排除萬難，動工興建翡翠水庫，規劃快速道路，並與“交通部”合作提出捷運系統的評估案，這些都是李登輝任內重要的成績，這些工作的未來性和前瞻性，自然應予肯定。
  
    拿這些政績和李登輝最不以為然的林洋港相較，顯然並不突出。但是，出任“市長”職位以後，李登輝總算真正接觸到廣泛的政治事務，並逐漸明瞭高層政治權力運作的幽微之處。從市長任上，李登輝亦學習到如何應付民意代表，應酬新聞界，攀附權貴元老，從政壇人士的一舉一動中，逐步琢磨研究中國官僚文化的精妙處。官場環境固然複雜多變，但是，以李登輝之聰明才智、官場鑽營和絕處逢生的雕蟲小技並難不倒他。
  
    正如李登輝告訴我父親的，從“市長”時期他已經決心戮力從政，為了自己仕途設想，當然不免多所鑽營，並汲汲營營于權貴之攀附。此刻，李登輝已經逐漸體會到當官的個中三味，而他的夫人曾文惠，時常週旋于官夫人圈子裏，結納不少權貴夫人，也不斷延伸其官夫人的人脈網路。從旁襄助之下，李登輝更是如虎添翼。
  
    記得李登輝當“台北市長”時期，某日，家裏來了一位上海西裝裁縫師傅。我見到這幕場景覺得很好奇，因為以父親居家和為官的習慣，向來非常嚴謹節儉，他的西裝穿了好多年，還不捨得換新，樣式和料子都已經顯得十分老氣。而那位上海手工西裝師傅，就是李登輝市長特地請來為父親量身做西裝的。這說明李先生浮上政府臺面之初對父親執禮之恭與用心細膩之一斑。
  
    再說一樁陳年往事。“徐慶鐘農業研究獎助金評審會議”固定每年定期召開一次，有一次在台北市重慶南路的土地銀行總行樓上舉行評審會議，交代我列席會議。李登輝先生是這項獎學金評審會議之主持人。
  
    李先生已經擔任“政務委員”，開場白講了一段對父親恭維的話。李登輝講的那席話，多年後的今天，我都還沒忘掉聽到那段話的舒服感覺；父親本人如果能在現場聽那段活，恐怕也難不隨俗，十分舒心。這就是李登輝的本事。你從他忠厚篤實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他如此善於恭維別人，特別是他認定對他有重要作用的人。
  
    另則回憶一小故事。當年王升將軍當紅，有天指派一位楊姓秘書持其人事推薦函，前往“台北市府”求見李市長。李登輝知是王將軍派來的信差，當即親自延請楊秘書人“市長”辦公室，執禮甚恭，令楊秘書受寵若驚。李登輝看完推薦函後，不但一口應允任用，還請楊秘書回去務必代向王將軍致意，並請示王升將軍，該受薦人應委以何種職等才不致委屈，且免對王將軍有所不敬之處。
  
    多年以後，楊秘書親口向我述及此事，對李登輝當年己諳為官之道，印象深刻。
  
    意氣風發的李登輝，以“吹、臺、青”的優越條件當上台灣首善之區的“台北市長”，是李登輝政壇歷練非常重要的一大里程碑。
  
    李登輝從這時起，既決心全心從政，難免多所鑽營奔走于權貴之家，他的夫人曾文惠女士也熱心相助。
  
    父親生性剛直不阿，從來不願對人低頭，對李登輝拼命鑽營頗不以為然。基於和李登輝多年師生情誼和愛護關照之念，曾經委婉地當面勸告李登輝：“經國先生用人，不喜歡過分鑽營者，我勸你還是謹守本分，順其自然比較好。”不過，李登輝則極力否認。我相信，李先生在內心深處恐怕認為老師“食古不化”的性格己經不合時宜。
  
    試想，李登輝當時雖一度與“省主席”的職位擦身而過，深感遺憾，但經過“台北市長”的磨練，卻增長了政治舞臺的閱歷，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李登輝就任“市長”之初缺乏班底，除了邀請前“省府”同事雷秉章進人“市府”擔任參事、“市長”辦公室主任，並向父親調任原在“副院長”辦公室的隨從秘書曾乾光（警官學校畢業）到“市府”任機要科長。此外，李登輝並安排原在台灣大學農業經濟係任教的黃大洲出任“市政府”研考會執行秘書，“市府秘書長”則仍由馬鎮方留任。
  
    黃大洲原本是李登輝的學生，後來則成為李登輝美國康乃爾大學先期學長，和李登輝私交甚篤。黃大洲的家境富裕，他的父親曾任台南縣農會總幹事。黃父和父親熟識，也有交情。在李登輝赴美進修期間，據說黃大洲曾多方給予資助。有一次，我曾經求證于黃大洲，他只是笑而不答，也沒有直接承認。
  
    黃大洲的夫人林文英女士，係連戰“副總統”之表妹。黃大洲接受某電視媒體訪問時表示，當時要娶林文英為妻時，他並不認識連戰，至於日後連、黃兩家往來愈來愈密切，當與黃大洲隨李登輝在政壇發跡有關。
  
    李登輝擔任“台北市長”後，他的工作團隊裏邊和他關係較密切的，除了上述幾位之外，在工務單位尚有“國宅處處長”張天泰、“建管處處長”陳金茂及主任秘書伍景霖（即現任“立委”伍澤元之弟）等。同時，李登輝的夫人曾文惠的胞弟曾文輝，亦在“建管處”負責審核核發建築執照的業務。不過，張天泰、陳金茂任內的評價見仁見智，尤其外面曾經傳說與市長“內戚”有關的許多風風雨雨不利傳言，後來這兩位均因案被起訴。
  
    至於其他“局處首長”，如“民政局長”王月鏡女士、“地政處長”徐金鐸等亦受倚重，評價甚佳。


■登輝鑽營逢迎
第十五章 善用黨內矛盾 李登輝鑽營逢緣

    一九七九年，李登輝時年五十六歲，距離他加入國民黨，黨齡尚不足十年。在此之前，他從末在黨內擔任過重要職務，且曾在青年時期涉及臺共案，卻會被蔣經國提名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躋身進入國民黨最高決策階層。蔣經國用人果然是“天威難測”，莫測高深。
  
    一九八一年，“行政院”局部改組，要李登輝出任“台灣省主席”取代林洋港，林洋港則調任“內政部部長”。據我父親生前透露，當新職發表時，李登輝顯得意氣風發，而林洋港則神情落寞。林洋港當年也是蔣經國刻意栽培的臺籍精英，為人精明幹練，口才一流，遠非木訥之李登輝所及，但到中興新村不到三年，即被當局撤換，顯然是明升暗降。林洋港遭貶抑，和林氏與時任“行政院長”之孫運璿先生理念不合有關。
  
    孫運璿是蔣經國計劃中的接班人選之一，而孫運璿卻覺得林洋港一直不太聽命于他的指揮，兩人因而心存芥蒂。據說，孫運璿為了掣肘林洋港，特地把當年和孫氏在沙烏地阿拉伯共事之部屬楊金樅安插到台灣“省政府”當“省建設廳長”，頗有暗中“監督”林洋港的味道。
  
    楊金樅後來在孫運璿的提攜下，先後被派任為高雄市和台北市“市長”。林洋港時期的“省府”團隊中，還有一位孫係人馬，則是時任“財政廳長”的徐立德。當時政壇上有一種說法，指楊金樅、徐立德好比是兩把“利刃”指向林洋港，準備隨時鉗制他的一舉一動。
  
    據雷鳴著的《李登輝、林洋港最後大對決》一書中，認為孫運璿、林洋港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的重要關鍵，厥為興建二重疏洪道事件。
  
    孫運璿基於減少水患的考慮，積極推動興建二重疏洪道，以疏解每年颱風季節台北地區難以排泄的洪水。林洋港身為“省主席”，自然是這項重大工程的執行者。但是，林洋港的立場和孫運璿的思考重點明顯不同。林洋港認為，若要興建二重疏洪道，勢必拆遷當地不少戶數的居民房舍。林洋港主張，在善後工作尚未妥善規劃前，最好暫緩進行工程。孫運璿在得知林洋港的看法後，認為林洋港是有意藉故稽延，對林洋港己經心生不滿。
  
    更雪上加霜的是，斯時新竹和嘉義兩市正在爭取由縣轄市升格為省轄市，不待“行政院”方面就“政府”的最後決議正式宣佈，林洋港就徑自對外發言，同意了新竹、嘉義兩市升格的消息，更令孫運璿對林洋港的作風深感不滿。
  
    由於各式各樣的因素，孫運璿在向蔣經國作報告時，對林洋港的作為說了重話。再加上那時蔣經國誤信有關方面向他做的反映，這項不確實的情報指林洋港已位列謝東閔的“二水幫”人馬，準備在中部地區結合人脈，成立小王國。蔣經國的行事風格，最厭惡屬下結黨結派。基於各種因素，故而最後決定將林洋港調回“中央”，擔任“內政部長”，由無派系色彩且無個人班底的李登輝接任“省主席”職務。
  
    林洋港何故和孫“院長”結怨，並導致其去職原因，李登輝早有聽聞。為了不重蹈覆轍，所以，俟其到任之後，即積極著手執行建設二重疏洪道相關事宜，解決了民眾的爭議，並如期做好這項工程。


■如此尊師重道
第十六章 李登輝咆哮徐府 羞辱徐慶鐘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認為自己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解決台灣農業凋敝、農村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的難題。台灣自戰後以來，經歷三十年埋頭建設，工業在“政府”和人民努力下日漸起飛。但是，向來居於台灣經濟基礎位置的農業，卻因整體環境的演進和時代的推演，逐漸成為被忽略的一個產業。工業吸引走了農業部門的資金和勞動力，如何振興農村經濟，保存農業的活力，自然成為農業經濟專家李登輝無可推卸的使命。李登輝當時內心的感受，從他日後所著《經營大台灣》一書中，可以看出若干梗概。
  
    李登輝經過一番深思後，提出了所謂“八萬農業大軍”的構想與計劃。李登輝在日後《經營大台灣》裏回憶，指出他“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培養八萬戶專業的、年輕的核心農戶，以他們的力量，主導農村走向精緻化、高附加價值的新階段，進而提高農民農戶的信心”。李登輝認為，信心的破產是農村最可怕的弊病，如何恢復信心，才能恢復農業生產人力，刺激農村的經營活力，也才能繁榮農業。
  
    李登輝提出他的“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後，有人認為他是要有別於前“省主席”謝東閔曾經提出過的“小康計劃”（這項計劃有兩個重要的政策項目，包括：“台灣省消滅貧窮計劃綱要”和“客廳即工廠”）政治口號，有人則對李登輝的施政計劃充滿了期待，希望這項政策能確實對農業問題痛下針砭。
  
    但是，許多對台灣農業問題有深刻認識，並對台灣農業現況真相有深入了解的學著專家，在李登輝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構想後，即對李登輝此一構想作了許多的批評和質疑。
  
    例如，在“台灣省議會”裏邊就有包括宜蘭縣選出的省“議員”陳陌芬、台北縣選出來的“省議員”李玉泉、彰化縣選出的“省議員”明謀、高雄縣籍“省議員”林仙保等各重要農業縣份的“省議員”，聯合質詢批評李登輝和當時農林廳提出的“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口號空洞，而且不切實際。這幾位“省議員”認為，台灣農村收益偏低，年輕人多視務農為畏途，是農村子弟賡續祖業、繼續務農的最大障礙。這些出身農家的“省議員”都認為，按照李登輝的想法，培育八萬農業大軍，如果無法首先克服農村青年心理上的障礙，李登輝的計劃將永遠無法實現。
  
    當時《中國時報》一位負責要聞的記者，更接連撰寫了四篇題為《在農村看李主席的八萬農業大軍》的專文，在字裏行間對“八萬農業大軍計劃”作了嚴厲的批評。這位記者在文章中寫道：“……農村勞動力老化和外流，農業收益持續偏低，農村文化逐日萎縮沒落，以及農民自尊心長期受挫，這種現象，複雜地構成當前農業、農村、農民三者輻輳交錯，相互影響的社會經濟隱憂……”這位記者的文章繼續寫道：“……從七十年代初期以來，政策一再採取各種不同之因應措施，諸如頒布‘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方案重要措施’以及‘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以及種種保護和扶持農業的政策和辦法，然而這些措施或因農民為數龐大，政府經費難以週全照顧，或因政策不切實際，難以貫徹，或因經濟轉型，或因基層單位執行不力……始終難以扭轉局面，使農業恢復蓬勃的生機，頂多只是緩和進一步惡化的步伐和速度罷了。”文章接著說“……因此當記者以八萬農業大軍的計劃，詢問農民對它的看法時，多數回答總是千篇一律一句活：‘口號而已！’”
  
    這位記者相當有見地地點出了問題癥結之所在，那位記者先生就是今天台灣國民黨文工會主任，也就是台灣國民黨黨主席李登輝的化粧師——黃輝珍。
  
    當時不但外界質疑李登輝的“八萬農業大軍”政策，父親對該政策也充滿了疑竇。他基本上同意黃輝珍文章的看法，認為李登輝計劃內容應當突破創新，不能僅將過去或現在正進行的政策方針綜合改變成一個新名詞而已。再著，仔細檢視八萬農業大軍計劃內容，發現除了再一次重復以往的政策方針以外，並末評估其執行效果，並末思考其障礙的解決之道和提供超越當前瓶頸的具體作法，其效益性令人懷疑。更重要的是，關係著農民務農意願最深切的農業收益問題，卻未見具體的實際規定和承諾；關係著農村青年留村或留農的文化心理問題，也末見具體的實際的構想設計。這兩點如果不能突破，則一切農業方針政策，其結果必然落空。
  
    父親生前治學從政，向來秉持學者風範，研究問題更是孜孜矻矻，科學務實，不喜歡虛浮誇大的口號。基於對台灣農業問題的深切關心，同時也是基於對李登輝的愛護和期許，父親對李登輝所提之“八萬農業大軍”政策，深覺不解與疑慮，曾在李登輝提出該政策後，邀約李登輝趁赴台北出席“行政院”院會之便，請他到“副院長”辦公室，詢問他有關該政策的具體內容，但始終得不到李登輝的明確答覆。父親更進一步垂詢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農林廳長”余玉賢，發現連余玉賢對“八萬農業大軍”政策都還一知半解。以父親追根究底的個性，他再向當時任職“總統府秘書長”、與李登輝亦淵源甚深之蔣彥士請教，不料蔣“秘書長”卻以生硬的臺語笑答：
  
    “我也‘莫宰樣’（不知道的意思），老李的‘八萬農業大軍’可能是抄取自《聖經》吧！……”
  
    在不得要領的情況下，父親決定親自到中興新村向李登輝問明原委。事先，他要咨議楊博光以電話約定好拜訪時間，並由楊博光陪同他一起依約前往中興新村。父親與楊咨議準時抵達李登輝的“省主席”會客室時，“主席”辦公室的機要人員卻說，“主席”外出巡視去了，出人意外地讓他的老師、長官，也是“行政院副院長”在會客室裏枯等了四十分鐘，李登輝才出面會客。
  
    據楊咨議事後回憶，當時李登輝見到我父親時，並未就遲到之事說明或致歉，見了面就滔滔不絕講了一些不著邊際的問題。當然，父親也不可能在這次的會面中從李登輝口中得到滿意的答案。
  
    父親從事科學研究多年，研討問題一向是鍥而不捨，治學態度非常嚴謹，“八萬農業大軍”問題得不到李登輝本人的答覆，一直耿耿於懷，希望李登輝不是外面批評的只是喊喊空洞不實的口號而已。回台北後沒幾天，父親又交代楊博光，要他聯絡中興新村李登輝“主席”辦公室，表示將擇期再前往造訪。李登輝卻答以：“不用麻煩‘副院長’，這兩天我回台北到公館拜訪好了！”
  
    過幾天，“省主席”李登輝果然依約到台北延平南路的“副院長”住所探訪我父親。據楊博光日後回憶，當天他本來陪同我父親等候李登輝蒞臨，但當李登輝抵達後，父親很客氣地請楊咨議暫時回避，在客廳外等候。根據楊博光告訴我，他在客廳外不久，就聽到客廳內李登輝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大。最後，李登輝甚至以高亢近乎咆哮的音調對我父親說：“徐先生，你是已經快要退休的人了，你不要反對我，也不要管我的事！”講完這席話，李登輝就怒氣沖衝地拂袖而去。
  
    父親當場依舊保持良好的風度，並未對李登輝動怒，但他內心的傷感和無奈是無可言喻的。當天晚上，父親告訴母親和家人說：“李登輝先生今天到家裏來，對我發脾氣，態度非常倨傲無禮！”說完，只是不斷搖頭嘆息，並未作其他表示。
  
    母親見父親情緒低落，便勸父親，認為父親為人太過認真固執，人家也許是為了做官，以政治口號為標榜，而父親卻要“科學求證”，用科學去檢驗他的口號。雖然基於愛護之心，本于善意，但李登輝會領情嗎？往後情況的發展果真應驗了母親的講法。
  
    據擔任父親機要秘書多年的邱慶彰先生日後告訴我，李登輝到家裏咆哮的同一天夜裏，大約己經近十一點多鐘的樣子，他接到父親打給他的電話。父親的語氣很沮喪，他告訴邱慶彰，今天白天李登輝到家裏，居然在客廳裏大聲咆哮。他覺得實在枉費自己過去對李登輝的提拔照顧，沒想到李登輝會這樣對待他，令他深表灰心。在電話那頭，邱慶彰只好不斷安慰父親，也從此對李登輝之為人處世重新評估。
  
    李登輝對老師咆哮事件，是李登輝與我父親間彼此“心結”的開始，也是往後兩者關係漸行漸遠的肇始。
  
    後來，我看王作榮先生在寫《壯志未酬》一書時，就李登輝作風、個性作分析，其中有些部分是相當正確而深刻的。例如王先生說李登輝是“知道懷恩但亦宿怨”，“報恩亦報怨”，“能忍而難容”，“敏感而自信，因敏感而誤解人，因自信而為人誤解”，“喜怒情緒有諸內而形諸外”等。
  
    李登輝咆哮徐府事件，父親日後極少再提及，他老人家個性雖然嚴肅剛烈，但內心實仁慈寬厚，氣度恢宏，是我們這些子女們不及者。
  
    歷經那場事件後，父親和家人己隱約感覺到，對李登輝而言，幾十年的恩義情誼即將付諸流水，只是萬萬沒想到李登輝之“宿怨”與“難容”之作風與個性，竟是如此強烈，不知道李登輝個性的朋友，可能很難以常情判斷之。
  
    “八萬農業大軍”是李登輝當“省主席”那段期間相當重要的政策之一。但是，自從他于一九八四年更上一層樓，被蔣經國選為“副總統”搭檔人選，離開省政府後，這所謂的“八萬農業大軍”似乎也化為一絲青煙，從此便不知所終。不久之後，邱創煥繼李登輝擔任“省主席”，又提出了另一個口號——“精緻農業”，取代了李登輝的“八萬農業大軍”。
  
    父親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的職務，並受聘為“總統府資政”，當時，他已經七十六歲。父親的個性耿介不阿，樸實好學，日常幾乎沒有什麼休閒生活，一生除了公務，就是讀書研究，從早年就養成了這一習慣。因此退休以後，雖然公務壓力減輕了，但是，他並未鬆懈研究學問的精神。
  
    父親曾經說：“我對研究問題很有興趣，除了早期農業與土地問題之外，現在對新資源開發也一直在努力。”足見他雖然已從“政府”很高的職務退休，不再過問政事，對研究工作猶捨不得割捨。父親一生的著作甚多，內容並不局限于農業科技。
  
    父親在政壇上，雖先後受知于先“總統”蔣公、陳誠“副總統”和蔣經國先生等，但以其學著風範，生得一身傲骨，固然受到當局尊重，但和當局關係其實並不親近，在政壇的道路上可說也是履跡孤寂，有壯志難酬之嘆。他沒有縱橫政壇的機會，卻是一步一個腳印，為台灣農業付出了無窮的心血。我認為，他是對台灣農業最有貢獻的人士之一。
  
    母親是典型的家庭婦女，相夫教子為其生活之重心，夫妻感情深厚。不過母親生性熱忱，樂於助人，不論公私，均常有親友透過她向父親說情，她因拗不過人情而向父親進言，但皆為父親嚴峻回絕。父親的鐵面無私，對她的說項不假辭色，常令母親深感難堪與為難。面對父親不近人情的作風，她也深感無奈。


■舊強人.新侏儒?
第十八章 舊強人與新強人
    一九八四年，蔣經國準備競選連任“總統”，而在台灣國民黨十二期二中全會上，意外地提名當時任“台灣省主席”的李登輝先生為“副總統”候選人。三月，國民大會正式選出蔣經國先生連任“總統”，李登輝先生當選“副總統”。
  
    李登輝之出線，頗讓許多人有跌破眼鏡之感，紛紛由各種角度解讀蔣經國之心意。當時，在臺籍人士當中，“副總統”謝東閔原有意爭取競選連任，“內政部部長”林洋港也被期許。而外省籍政壇人士當中，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甚被倚重，外界均公認是蔣經國心目中的接班人。而蔣經國卻提名了年紀較輕、資歷較淺的李登輝為“副總統”。到底蔣經國是把副總統當做是無足輕重的虛位備胎？還是他已認識到大勢所趨，政權終將交由本土的台灣人士而做的安排？無人能知。
  
    在台灣人中，謝東閔先生已年邁，不列入考慮。而其餘的政壇人士中，李登輝似乎比林洋港“安全”，因為李登輝既無子嗣（李登輝的獨子李憲文已于李登輝任“省主席”任內因鼻咽癌去世），也無派系背景，更無深厚班底。
  
    根據李登輝自己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話中提到：“當農業問題出現困難的時候，蔣經國便叫我去，也許是因為我這個人只對日本學問和農業問題有興趣，對政治事情則是看起來一點不感興趣的緣故吧！”顯然，李登輝相當沉穩內斂，讓蔣經國感覺他不是一位汲汲于名利、爭權奪利的野心者。
  
    至於李登輝之安全資料，根據了解，蔣經國早就了若指掌，認為蔣經國事前不知者就未免太不明瞭蔣經國的統治手段了。
  
    父親對蔣經國先生拔擢李登輝出任“副總統”的看法是，蔣經國似乎刻意挑選一位政治背景有瑕疵的人（因李登輝過去有“自新紀錄”）作備位者，相信是有他的政治警惕和考慮的，因為這種人沒有反叛的本錢。
  
    父親的觀點如果真是與蔣經國所考慮者不謀而合的話，那麼往後之發展顯然不是蔣經國所能預料的。
  
    蔣經國心目由的接班人是否真是李登輝？
  
    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是蔣經國更進一步將“政府”台灣化的舉措。雖然關於這個問題，他至死都保持暖昧不明的態度，但是根據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曾經表示：“經國先生提拔我為‘副總統’，我想他並不是要我擔任接班人，也許是因為沒想到自己病情會如此嚴重而致早逝吧。經國先生曾說過，‘我也是台灣人’，但是，他對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治問題，或許並沒有深入思考過。”（引自李登輝《台灣的主張》第一章：我的思想歷程）似乎全盤否定了蔣經國視其為接班人的說法。
  
    李登輝的說法顯然和他對“監察院長”王作榮親口說的大相徑庭。王作榮在他的回憶錄《壯志未酬》一書中透露：“……在李登輝擔任‘副總統’期間，據他親口告訴我，經國先生對其愛護培植，有如父之於子，無論應對、進退，國計發生，都極盡耳提面命之責，地方人事已完全授權給李登輝，外交、大陸政策亦令其研究歷練，培養其為繼承人已十分明顯。”（引自王作榮《壯志未酬》，第三十四章——聖眷優渥）兩者說法顯然不同。
  
    不過，我可舉例印證王作榮先生之說法。
  
    因為一九八五年農曆春節期間，當時的李登輝“副總統”曾經有一次來家裏向父親拜年。在客廳裏我隨侍在旁，獨記得李登輝先生向父親透露，他與蔣經國先生相處之關係，說詞與王作榮先生所言大致雷同。
  
    我不了解為什麼十幾年後，李登輝竟會顛覆以前的講法，對蔣經國先生之用心幾乎全盤否定？記得那天李登輝離開後，中午進餐時父親苦笑對我說：“我看李登輝先生想等著當總統了！”
  
    當然，我們也可將李登輝那天據說有關與蔣經國關係的話解釋成他向老師炫耀而已，並非實情。（李登輝登大位之後，遇到有早年故舊拉關係時，往往斥責對方是在“炫耀”。）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下午，蔣經國“總統”驟然病逝，享壽七十八歲。李登輝隨即在“司法院長”林洋港的監督下，依法宣誓就任台灣“總統”。
  
    當天晚上，我從電視上得知了蔣經國先生病逝的消息後，向正要就寢的父親報告，父親顯得黯然神傷。他和經國先生從一九五○年左右即有往來，早年他曾經到經國先生長安東路寓所作客，後來並擔任六年蔣先生的副手。兩人雖然談不上什麼私誼，但父親由一介學者進入政壇，蔣氏父子對父親有提攜之恩，這點是不容我們否定的。如果連這點感恩的人情義理都不懂，還要拼命去抹殺過去的點滴之恩，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到哪去了?
  
    早年親炙的學生能夠當上“總統”，父親自然與有榮焉。他滿懷真誠為李登輝祝福，也充滿著期待，祝福他政躬康泰，期待他帶領著台灣邁向政治民主、經濟繁榮之境，以增進人民的福祉。
  
    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曾經禮貌性地拜訪了幾位“黨國大老”、“資政”和“國策顧問”等。元月十六日上午，李先生來家裏拜訪父親。這也是李登輝繼任“總統”後，一直到父親于一九九六年去世為止，第一次會面，也是最後一次會面。往後的八年當中，父親從來不曾要求見李先生，也從未出席過“總統府”的動員月會，李先生也從不曾來探視久病纏身的父親，師生二人再也不曾晤面。
  
    經國先生剛逝世的那兒天，因李登輝就任“總統”不久，為了多了解李登輝總統過去經歷的事情，許多媒體紛紛打電話到家裏，向父親表達想來專訪的意思，希望能由父親口中知道一些親身見聞，均被父親一一婉拒。我個人倒有兩次，因對方實在十分懇切，我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代父親出面接受訪問。
  
    第一次是元月十四日，接受當時的《聯合報》記者周玉?專訪。周小姐的問話很尖銳，所以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記得她開門見山地問我：“李登輝‘總統’在擔任‘副總統’以後，總共來探訪老師幾次？”她還問：“你認為李‘總統’真的如他自己所說，沒有政治野心，退休之後要去當傳教士嗎？”
  
    那時我是代替父親接受她的訪問，因此，實在很難以答覆這樣的問題，我只有支吾以對，講些無關痛癢的話。哪知道約莫三年後，她撰寫了一本《李登輝的一千天》，令我感到相當詫異。
  
    我第二次代表父親接受媒體專訪，是應邀到《台灣電視公司》新聞部，接受“臺視新聞熱線追蹤”執行製作洪美珍小姐的錄影訪問。主題是“談對李登輝‘總統’之了解與印象”，該節目中尚訪問了時任“台北市政府秘書長”的黃大洲等人。這個節目在一九八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間播出。
  
    記得當天我接受訪談時，有這麼一段發言：“李‘總統’早年即對自己、社會、台灣抱有使命感，與他接觸後就會感受到……他對自己的期許很高，也有自信，他一定會堅忍奮發，突破困境。”我最後作結語時還說：“我期待李登輝時代來臨，改變歷史。……”不知何故，這段話卻被電視公司刪除。可見當時威權陰影仍未從媒體心中去除，連“李登輝時代”都算是“敏感字眼”。
  
    依李先生的性格，他在需要沉潛時，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表現出他的謙恭和卑微。然而，他內心始終是糾纏著憤怒與傲慢。一旦大權獨攬，他決計不甘於雌伏當人傀儡的，內心深處他當然是薩達特，只要主客觀因素都對他有利，他就會當薩達特。
  
    我早已隱約感覺到，權力惡鬥是往後台灣政局難以避免的結果，日後果然成真。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國民黨主席寶座之爭儼然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
  
    長久以來，台灣始終號稱是“民主國家”，但誰都知道，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一直未在這塊土地上真正紮根。國民黨只依恃龐大的勢力，嚴密的組織，盤根錯節的人脈，牢牢地掌握著台灣的資源和發展。身為“總統”，當然要兼任黨主席才能鞏固所謂的“領導中心”，才能貫徹領導者的意志。李登輝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他對黨主席的職位，焉有不垂涎的道理，既然是夢寐以求，便非到手不可。
  
    也不知道那是蔣經國刻意的安排，或是他過世之前根本措手不及，無暇思考到接班人權力分配的問題。蔣經國過世後，權力是分別掌握在幾位人士手中。換言之，蔣經國去世之初，島內政壇沒有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分配權。在經國先生去世後，分掌大權的蔣經國遺臣，包括黨的秘書長李煥先生、“行政院長”俞國華先生、軍事系統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先生等。至於其他的重要人物，像是宋楚瑜等相信都有共識，準備眾星拱月，將李登輝推上黨主席的位子。從表面上看來，他們是為台灣政治發展和民主化的前途著想，但私底下，相信他們是各有盤算的。
  
    一位和父親交情頗深的黨國大老，那時曾經向我作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蔣氏父子威權統治的時代，不要看那群王公大臣或者軍事將領個個威風八面，似乎權傾一時，但實際上在蔣氏父子眼中，都僅不過是一群供其使喚的奴僕而已。這些長年在蔣氏父子左右的親信大臣，當然非常明白“君能貴之，亦能賤之”的道理，他們的仕途完全掌握在主子的手掌心。蔣經國去世後不久，李登輝權力又遠沒站穩，誰能接掌主子的寶座，實在說任何一位“大臣”都有爭取的空間。至少這些大老都要鞏固既有的地盤，就算是集體領導，也是當家作主千載難逢的機會。
  
    尤其是在外省大員的眼裏，李登輝的黨政資歷明顯不足，只是拜省籍因素以及蔣經國驟然病逝所賜，捷登大位。而李登輝平日對國民黨黨內大老向來是謙恭有禮，卑抑自持，這些大員認為可以掌控李登輝，所以才推舉李登輝出任黨主席，這樣既可對外杜攸攸之口，對內也可以暫時維持集體領導的局面，各取所需。當時，大家最忌憚的不是李登輝，反而是蔣公的夫人宋美齡女士。他們擔憂這位在蔣經國時代退隱多年的老夫人，可能會利用權力真空的機會，出面干政。
  
    公推李登輝出任黨主席是早已安排妥當的事。不料宋美齡女士突然捎來一封信及幾次電話轉達，希望能將黨主席的繼任人選問題延後處理；至少應先辦完經國先生後事，甚至能推遲到那年的七月十三日舉行的“十三全大會”召開時，再作議決。
  
    蔣夫人這招意外之舉，幾乎打亂了原本的佈局。在接到蔣夫人的這封信之後，最感為難和焦慮的莫過於黨的秘書長李煥和“行政院長”俞國華。李煥是經國先生的親信，但他和老夫人的淵源並不深；而俞國華則出身官邸侍從，對夫人一向敬畏有加。為了應付這個局面，相信他們傷透了腦筋。
  
    當時，如果他們順從老夫人的意思，把推舉黨主席的日子延後，社會各界得知上情，必然招致各種反彈批評。他們更惟恐夜長夢多，萬一夫人派抬頭復辟，老夫人重掌大權，蔣經國遺臣們的地位豈不等於回到從前當“家臣”的年代，自己當家做主的美夢可能成空。但如果違逆了老夫人的意思，蔣家畢竟根深蒂固，昔日威權一息尚存，仍令大家惴惴不安。
  
    許多人事後猜測，蔣宋美齡當時插手此事到底是出於主動，或是受到親信誤導受縱容所致，矛頭紛紛指向蔣宋美齡身邊的那群人。
  
    包括她的外甥孔令侃和孫子蔣孝勇等人。
  
    日後，我由蔣孝勇先生口中得知真正原委和外邊的講法有很大的出入。這裡邊的隱情，相信俞國華先生與其他幾位中常委事後也知真相，怪不得俞夫人董梅真女士曾說：“政治實在太可怕了！”以我旁觀的角度看，都深有同感。
  
    當初李煥和俞國華等人己經決定甘冒大不韙，違逆老夫人的意思，仍按計劃提名李登輝先生為代理黨主席。
  
    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台灣國民黨中常會中，只因俞國華一時延遲，卻發生了宋楚瑜先生一番義正嚴詞、慷慨激昂的發言，發揮了所謂“臨門一腳”的功能。雖然隨後仍按計劃通過推舉李登輝為代理黨主席案，但已令俞國華先生難堪又氣憤。
  
    宋楚瑜的“臨門一腳”，造就了李登輝與宋楚瑜間的親密關係，但這也是兩人恩怨情仇、關係糾纏不清的開始。
  
    在這之後，李登輝當政的道路上，面對外省籍保守勢力，即所謂“非主流派”的挑戰，鬥爭激烈。這期間，發生了“起立推舉黨主席事件”、“二月政爭”等事件，這些重大事件，各種報道汗牛充棟，我也不再多費筆墨。
  
    一九八九年，所謂的“八大老”勸退林洋港與蔣緯國搭檔選正副“總統”。“八大老”當中的蔣彥士先生和父親亦是舊識。蔣先生曾經是李登輝任職農復會時代的老上司，堪稱李登輝政壇生涯的“貴人”之一。他在蔣經國身邊曾經紅極一時，曾出任“行政院”、“總統府”、台灣國民黨三大秘書長，蔣經國對他如此信賴，在政壇可說史無前例。
  
    但在蔣經國先生晚年階段，他卻因涉及“十信案”，從黨的秘書長寶座黯然下臺，而且被打人冷宮，列為“永不錄用”名單。
  
    平心而論，我覺得蔣彥士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更善於折衝樽俎，具有高度的協調能力。當時李登輝受困于主流、非主流鬥爭漩渦中，難以脫身。這位老長官自動請纓，加入協商陣容，並且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角色相當吃重。因而，事後李登輝邀請他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取代了原“秘書長”沈昌煥，此舉並不叫人意外。
  
    蔣彥士在政壇經歷多年，自然深諳官場進退之道。眾所皆知他早年有恩于李登輝，但他在李登輝崛起政壇、並且高居“副總統”之尊時，即對以前的往事絕口不談，反而事事推崇李登輝。李登輝讓老長官“解凍”復出，擔任“跑腿的”工作，(按：說蔣彥士先生擔任“跑腿的”工作，是李登輝自己的說法。他曾公開宣稱。“總統府”和黨的秘書長，都是“跑腿的”工作。)一度也很受倚重。
  
    日後，李登輝之所以提名郝柏村先生取代李煥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在這過程中，蔣彥士先生必定是幕後獻策者之一。
  
    我至今印象猶很深刻的是，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六日，正是農曆春節期間，蔣彥士先生來家裏向父親拜年，我亦隨侍在伴。蔣彥士先生親口告訴父親：過年前幾天，我與李“總統”、郝“院長”三人相談近二小時，李“總統”幾番誇讚郝“院長”之政績，而郝“院長”感動之餘，也回應李“總統”——報告“總統”，我在替你寫歷史。彼此一片祥和融洽，肝膽相照。蔣先生提及這段過程時，臉上猶難掩沾沾自喜之色，他似乎對李、郝良緣的撮合頗覺與有榮焉。
  
    不過蔣彥士先生雖是提拔李登輝的恩人之一，但最後李登輝似乎視他如敝屣。因蔣彥士不諳日語，某雜誌透露稱李登輝某日在“總統府”接見日本外賓時，當面指著蔣彥士對日本人說：“……他是個傻瓜！不用理會他……”事後我經求證，確有其事。

結論：蔣經國瞎了狗眼，才會讓李登輝這種貨色，禍亂台灣12年，導致台灣黑金瀰漫、滿街狼犬、經濟衰退、債築高臺、民生凋敝、貽禍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