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情懷

文●黃惠娟

「我們家有五個小孩，韓國朋友不相信我父母負擔得起讓我們全上大學，如果不是低學費政策，怎麼可能呢？」一位國立大學教育系教授說。

低學費讓貧窮家庭子弟得以上大學，進而改善生活環境或社會地位，是典型對高等教育「低學費」政策擁護者的想法。

近半個月來，教育問題被數個社運團體接連引爆，在野政黨接棒延燒話題，演變成為總統大選的前哨戰。除了中小學教育改革，深深觸及多數家庭累積多年怨懟外；大學以上高等教育學費近十年來的飆漲，貧窮子女上不了大學，隱然成為另一個風暴中心。

比較國民所得的成長幅度，十餘年來學費漲幅實際上並不顯著。以教育部鬆綁升大學機會─亦即開放大學設立的一九八六年起來看，當年的國民所得為三千九百九十三美元（約合新台幣十三萬七千八百元），就讀國立大學文法商學院學雜費僅需五千餘元。

反之，去年台灣每人國民所得達一萬兩千九百美元，較十五年前成長三．二倍，學費則調至兩萬元，跳至四倍。相對於所得成長速度來看，學費的漲幅並不離譜。

‧大學教育屬「選擇性教育」
是個人投入職場前的投資行為

另一方面，想上大學的人數，亦沒有因為學費的調升而卻步。大學由二十八所暴增到一百三十五所，大學生人數由十五年前的十八萬餘名，跳升到前年的六十七萬名。

相對於中小學是為培養現代公民、提高國民素質為目的的義務教育，大學被視為是一種「選擇性教育」，也就是說，是為了出社會後能提高自己的就業能力，而做的一種投資行為。「義務教育應由國家來負擔，大學是選擇性教育，應有使用者付費的觀念，」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說。

七月下旬前往美國領取「科技管理領袖」獎章的張俊彥，對於高學費爭議不願評論，只輕描淡寫的說，他日前跟美國國科會副主委和波特蘭大學的院長見面，他們對於台灣大學向學生收取的學費之低，感到不可思議。「交大每年向學生收取的學費，只占所有營運成本的一四％。」張俊彥說。

元智大學教務長王立文指出，美國學生從小就有準備學費上大學受教育的心理準備，因此大學生人才的培養需要高學費是普遍的觀念。

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指出，大學是一種非常昂貴的投資，除了阿拉伯等產油國有不虞匱乏的財政外，沒有國家負擔得起國民百分之百上大學，台灣也是如此。

因此，一九八六年開放大學設立前，教育部對大學生的培養是採取「菁英型（elite）」，亦即是以培養社會領導人，或特殊技藝，譬如醫生、律師等人才的搖籃。

「大學窄門」對於五年級生是刻骨銘心的名詞。一九八六年，同年齡人口就讀大學的比例，一百人當中只有九人；去年這個數字達到二十八人，若以所有大學生占十九到二十二歲歲人口數比例，則有四十二人都可唸大學。

隨著台灣國民所得攀升，民眾對高等教育需求暴增，開放大學入學機會成為一股龐大的壓力，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特羅（Martin Trow）在一九七○年代提出了一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標準，台灣高等教育實際上已由菁英型，轉向培養一般技藝的「大眾型（mass）」，也就是高等教育在學率占同齡人口十五到五○％之間。

特羅認為經濟發展進入成熟階段後，民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會遽增，在社會普遍認同高等教育投資將有助於未來就業的前提下，為滿足這股龐大的需求，大學必會由菁英型走向大眾型，甚至普及型（universal，指在學率超過五○％）。而若根據一九九六年ＯＥＣ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教育統計指標即可看出，多數國家在十九到二十二歲人口的淨在學率，都已躋身「大眾型」高等教育之林。

‧高等教育從菁英型轉成大眾型
文憑不再是就業保證書

周祝瑛指出，「菁英型」政策大學入學人數，其數量是隨著經建計畫亦步亦趨，大眾型教育則否。一旦人才培育與經建成長狀況脫鉤，就會出現失控的情況，「一九六○年代的韓國與印度，就是人才培育多於經濟成長的失敗案例，韓國的學潮與此不無關係，」周祝瑛說。

然而，入學機會增加，窄門自此成為歷史名詞？並非如此，「窄門沒有消失，只是往後退，變成到碩士生，甚至就業階段才進行篩選，」力晶半導體董事長黃崇仁說得更為一針見血。

大學數量成長四倍，政府對大學的預算大餅成長有限，僧多粥少，每校分配到的資源遭稀釋，學校開始得自籌財源，是直接引發學費調漲的理由。不只是台灣，英國及德國教育部長近年來為了調漲學費壓力，腹背受敵的狀況，比起台灣不遑多讓。

從數字上顯示，政府補助高等教育（含大學及專科）的經費，絕對數字十五年來成長了六倍，而且，若不區分公私立大學，以大學平均每生補助經費來看，十五年來不降反升，成長一．四倍，二○○二年這個數字成長到十六萬七千元。但分配到每校的資源卻是逐年遞減，台大目前每年要自籌二○％以上的財源，私校的財務負擔更是沉重。所有歸結的原因就是大學太多。

‧低學費肥了誰的口袋？
補助了少數窮人、多數富人

「高學費」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是議題的引爆，卻迅速得到普遍共鳴，原因就在於學費調高，但大學畢業後反而更找不到工作。今年第一類組榜首張穎華，寧捨台大法律系，就讀免學費、畢業有就業保障的國防管理學院，就是一例。

而且，在大學低學費呼聲後面，還有一個迷思：大學低學費真的是幫助貧窮家庭下一代受教育的唯一方式嗎？從租稅負擔的角度來看，會不會低學費反而補貼了更多富人小孩上大學？

台大經濟系教授吳聰敏及副教授駱明慶在「好老師，莫強求」的一篇談論教育改革的論文中指出，大學學費收入不足以支應學校支出的部分，多數由教育部的預算支應，附表二可看出，台大每收一位學生，只向學生收取五萬三千元的學費，卻要由教育部補助二十五萬二千二百元；淡江大學每收一位學生的學費近十萬元，教育部也補貼了二萬三千六百元。

教育部的錢，來自所有納稅義務人，也就是說，全民都補貼了大學生上大學。

但是，低學費政策到底幫助多少窮人家的小孩上大學？根據中研院在一九九七年所作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家庭所得愈高，小孩進入國立大學的機會愈大。

「目前就讀公營大專院校的學生中，四成來自有錢人家庭，」由於所有大學生都會享受到低學費的好處，「『低學費政策』雖然幫助了少數窮人小孩上大學，同時補貼了更多中上所得家庭的小孩。」吳聰敏和駱明慶的研究下了這個結論。

因此增加獎學金，以及就學貸款的機會，對窮人的幫助一樣大，也不會補貼到不需要補貼的人。

‧低學費才能讓窮人翻身？
增加獎助及貸款是有效管道

「現在台灣公立大學的學費與一支新款手機比起來，其實不會多多少，甚至有手機比學費還貴，但年輕人寧願花錢買手機，也不願繳學費，是因為過去長期享受低學費習慣了，現在才會覺得高學費無法接受。」師範大學教務長高強華說。

事實上，入學管制放寬，民眾成為大學教育的消費者，對於大學教育的觀念，包括教育部及學生本身，都享受了「大眾型」想念大學就有的好處，卻未能轉換到「大學不再是培養菁英」的觀念。

更何況，台灣的大學容或提供的獎學金未如美國普遍，但低利貸款的機會卻是不虞匱乏，銀行願意配合政策提供貸款，甚至，看準這群未來的「準菁英」，銀行理論上也願意長期培養一個未來的客戶。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部分銀行助學貸款的呆帳最高達兩成五，無疑是一大反諷。

高等教育制度在變，人們投資高等教育的觀念也要改變。當大學已非菁英型大學，選擇念大學成為一種個人投資時，低學費才能幫助窮人小孩翻身的主張，不應再是轉嫁個人投資到社會大眾的藉口。